译本序（第4/7页）

现在回到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与伊丽莎白之间终于克服了财产与门第的悬殊，结为夫妇，manners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如前所述，他们俩之间的隔阂首先是由达西在舞会上对伊丽莎白无礼引起的。可是，后来又是manners把达西与伊丽莎白结合起来。他们在彭伯里庄园偶然相遇，达西发现，伊丽莎白的舅舅、伦敦商人嘉丁纳先生及其夫人是极有教养的体面人。班纳特太太固然缺乏教养，但他自己的亲姨咖苔琳夫人也同样不懂规矩。至于说丽迪雅私奔造成丑闻，其实达西自己的妹妹乔治安娜也曾打算私奔，总之在亲属的教养问题上，他们两人的“账”互相抵消了。纯粹属于两个人之间的隔阂，在彭伯里的新的条件下也完全烟消云散。达西第一次求婚被伊丽莎白拒绝，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居高临下，自我中心；在彭伯里再次见面时，他彬彬有礼，与昔日舞会上的达西判若两人，使伊丽莎白大为感动……这时伊丽莎白才开始认识到，只有他（她）们两人在思想、感情、志趣上最投合。当姐姐吉英问到她，怎么会爱上达西先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应该从我看见彭伯里庄园美丽的园林那一天算起。”^{[16]这话好像是指达西的财产，因此吉英要妹妹别开玩笑，其实这话是双关语，除了指具体的庄园外，还指在彭伯里的园林里见到的一个新的达西。也就是说，达西改了待人接物的态度，才赢得伊丽莎白的心。可以想象，如果达西还是那么傲慢无礼，那么即使其他误会排解了，他们之间也不会产生爱情的。}

这样说，奥斯丁是不是以达西与伊丽莎白的婚姻而否定了自己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呢？当然不是。诚然，在达西与伊丽莎白疏远与和解的关系中，manners起了绝大的作用。manners克服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包括财产地位的悬殊，但是manners本身不是超阶级的。如前所述，manners包括举止言谈、礼貌风度，归根结蒂是社会身份的标志。达西与伊丽莎白在财产地位上有一定的悬殊，但他们基本上属于同一个阶级，即伊丽莎白说的，“他（指达西）是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在这点上我们是平等的。”^{[17]我们重温恩格斯那段名言，应该注意到他说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是“从本阶级选择”。我们通过表面的“仪式”看到了选择过程。更重要的是，manners的要求则保证这选择限于本阶级。因此，奥斯丁对“仪式”和“教养”的强调不仅不削弱她在《傲慢与偏见》中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相反从“仪式”到实质，奥斯丁围绕资产阶级婚姻揭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的真理。若说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是为恩格斯的论断做了形象的注释，这话也不为过吧。}

奥斯丁素来长于刻画人物，有的批评家还认为在这点上她可以与莎士比亚媲美。英国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在分析“立体”人物（与“扁平”人物相对而言）时便以奥斯丁的人物为例。实际上，奥斯丁的某些人物基本上只是漫画，是扁平的。班纳特太太和柯林斯牧师，他们身上只有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交待清楚了。如小说的第一章寥寥数百字的对话就把班纳特太太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后来的言行不过是他们固有特征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如同音乐中的变调。同样，柯林斯牧师的第一封信也是一幅自画像，他后来的言行（和书信）只不过是进一步的自我暴露而已。奥斯丁的另一些人物，如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的性格就有发展，而且还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合了福斯特对立体人物的要求。但是无论如何，扁平也好，立体也好，《傲慢与偏见》中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伊丽莎白、班纳特太太、柯林斯牧师——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好像可以从书本中走出来，我们仿佛听到伊丽莎白爽朗而调皮的笑声、班纳特太太那喋喋不休的抱怨和柯林斯牧师滔滔不绝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