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6/7页）
[27]。其实他正在那里编排一席谎言哩！她为他抱屈，心里责怪达西，“怎么竟如此对待像你这样的一个青年，光凭你一副脸蛋儿人家准知道你是个和蔼可亲的人”[28]。她与韦翰分手时“满脑子是他的形象”，“一心盼着跟他跳舞”，“穿着打扮格外用心”，[29]总之，现在伊丽莎白自己成了被嘲讽的愚人了。她对韦翰的着迷已为别人所察觉，如她的舅妈就提醒她要“谨慎”[30]，她的朋友夏绿蒂也劝她“别做傻瓜，为一个韦翰而得罪比他高十倍的达西”[31]，而伊丽莎白恰恰当了这样的“傻瓜”，傲慢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这完全不能跟《简．爱》的简·爱拒绝嫁给罗契斯特相提并论。《傲慢与偏见》第三十五章伊丽莎白拒绝达西的求婚没有任何保卫妇女人格不受侵犯的含义。当我们想到伊丽莎白是在对韦翰着迷，听信他的谗言的情况下才拒绝达西的求婚时，她的那副姿态不是有点可笑吗？第三十七章是伊丽莎白成长过程的重要转折。看了达西的信，她不仅知道了韦翰—达西关系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她对自己达到了一种新的认识。她现在突然认识到，当初，第一次见面，韦翰就滔滔不绝，自称自赞，是多么有失体统，何况又言行不一，而她自己竟毫无察觉，上了大当。她悔恨自己“盲目、偏心眼儿、有偏见、荒唐”，“完全被虚荣心牵着走……”。最后她说：“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认识我自己”[32]，这或者就是西方评论所谓的epiphany，亦可称为“顿悟”吧。伊丽莎白克服了偏见，达西也收敛了傲慢，两人在新的境界里结合起来。至此，小说也达到顶点与高潮。在此之后，就是收拾故事的各条线索而已；就人物塑造而言，已全部完成，不再有什么发展。失去了嘲讽的、喜剧性的基调，《傲慢与偏见》的最后部分就少了奥斯丁特有的韵味。如伊丽莎白与达西最后定情的那段话：“她立刻吞吞吐吐地告诉他说，……她的心情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愿意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他这一番盛情美意。这个回答简直使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快乐，他正像一个狂恋热爱的人一样，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无限乖巧、无限热烈地向她倾诉衷曲……”[33]比起先前那些机智的斗嘴和带挖苦的叙述，这段交代多么乏味！显而易见，对奥斯丁来说，嘲讽是她的小说艺术的精髓。
纵观《傲慢与偏见》，可以说，奥斯丁对决定婚姻关系，乃至人的一切关系的物质原因可谓揭露得深刻，但这种揭露，在这部喜剧性的世态小说中，不是凶狠的，不是感伤的，不是道德义愤的，也不是玩世不恭的，而是嘲讽的。奥斯丁的嘲讽渗透于全书的字里行间，在人物塑造上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叙述中的灵魂。但这种嘲讽不是文字游戏，也不在抽象品格上兜圈子，而是紧紧围绕对人们的现实关系的揭露。
总之，观察的深度与才气横溢的嘲讽在《傲慢与偏见》中凝炼为一部闪耀着喜剧光彩的现实主义杰作，摆在世界名著的行列中间毫不逊色。
朱虹
[1] 转引自伊扬·瓦特编：《奥斯丁：批评文选》1963年美国版第15页。原为书评，发表于《民族》报1923年12月15日，收入论文集时本段被删去。
[2] 《书信》1814年9月9日。
[3] 《书信》1816年12月16日。
[4] 《书信》1816年4月1日。
[5] 见本书第29章。
[6] 同上。
[7] 见本书第4章。
[8] 见本书第1章。
[9] 见本书第22章。
[10] 见本书第38章。
[11] 见本书第28章。
[12] 见本书第3章。
[13] 艾德蒙德·勃克书信《论谋求与法国弑君政权媾发》，见《艾德蒙德·勃克作品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6卷，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