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2/7页）

《傲慢与偏见》便以班纳特一家为典型来检验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住在浪博恩村的班纳特一家是当地的第一大户，班纳特先生的地产年进两千镑，刚够一家子的开支。根据遗嘱上的附加条款，这份产业必须传给男性继承人，班纳特夫妇没有儿子，产业要由一位远亲继承。他们的五个女儿没有生活保障，只能等着结婚。因此，当有十万镑遗产的彬格莱先生租下邻近的尼日斐庄园时，这就难怪班纳特太太，像四邻八舍所有那些家里有女儿的太太一样，要把这位尚未见过面的彬格莱当作自己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福气！”^[8]

《傲慢与偏见》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对于那些待嫁的女孩子，彬格莱只是个抽象存在，她们远远看见他“身穿蓝上衣，骑着一匹黑马”就足够了。关键是有“财产”。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丁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是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因此，我们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我们也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

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作者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灾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决定作用。

《傲慢与偏见》里描写了各种不同的婚姻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夏绿蒂与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9]；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傲慢与偏见》也描写了人们对婚姻的不同追求与看法。如咖苔琳夫人一心要把女儿安娜小姐嫁给外甥达西，以便“把两家的地产合起来”，她并且认为达西“有义务”、“有责任”这样做。有两万镑嫁妆的咖罗琳·彬格莱小姐一贯挥霍无度，喜欢与有身份地位的人结交，紧紧盯住年进一万镑的达西先生。彬格莱小姐还极力阻止她哥哥与班纳特家的大女儿吉英之间的爱情，她希望哥哥娶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小姐，一来可以“增加财产、提高地位”，二来亲上加亲，可以此促成她自己与达西的婚事……达西的表兄费茨威廉上校是位伯爵的小儿子，不能继承家产和爵位，他坦白地向伊丽莎白说，自己挥霍惯了，在婚姻大事上不能不考虑钱财。他说，在婚姻问题上只有达西有条件不受钱财的约束而自由选择。}

对这形形色色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观，作道义上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使整个故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历来英国小说描写婚姻的不知有多少，但像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那样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在英国小说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奥斯丁用最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的结婚是个典型。柯林斯牧师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又受到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提拔，获得了教区牧师的职位，他有了房子，有了很不错的收入，就缺个会理家又会陪伴他的驯服太太，加之他“施主”的怂恿，因此他急于娶妻。从夏绿蒂方面而言，则她从这桩婚事中得到了房子、小园子、家具陈设等一个舒服的小家。伊丽莎白去看望她时发现，“操作家务，饲养家禽，教区事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对她还没有失去其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