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第7/18页）

这只能算小插曲。在那次诗会上，顾城的另一段发言差一点闯了大祸。顾城谈起了现实与大自然之于诗歌创作的关系，认为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随后，顾城举了一个例子：以云朵的角度看大地，国徽跟瓢虫身上的花纹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没瓢虫好看。这些话一出口，好几个老诗人当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来的柯岩很严肃地说：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嘴巴，你知道那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

据第一届“青春诗会”的“班主任”王燕生透露，《诗刊》“青春诗会”专号发表了顾城的《小诗六首》后，很多人不理解，他的一位在大学中文系任主任的朋友指着顾城的《弧线》说，这也是诗吗？什么“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小孩撒尿难道不是弧线？在随后几年，这首诗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在张映光撰写的人物印象文章《孙绍振：命运浮沉因诗歌》中，孙绍振回忆道：

1980年，我参加了南宁的诗会。会议即将结束时，会议组织者张炯觉得不够热闹，说叫我“放一炮”。当时顾城刚刚在四川的《星星》上发表了《一代人》、《弧线》，被很多人称为“古怪诗”。我为之做了辩护。没想到，诗会一下变得四分五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现在的问题不在古怪诗而在于古怪理论。我回击说，你们说你们读不懂那些诗，还说要对年轻人加强指导。你们既然读不懂凭什么指导人家，凭你们比别人干饭吃得多？凭你们胡子比别人长？这番讲话激怒了很多人。他们说，这家伙说我们是吃干饭的，不行，不能让他溜了。会议因此延期，继续讨论。

《刘三姐》的作者黄永刹就反击我说，1958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上饭，《人民日报》登了篇文章说，从树叶中可以提炼出一种小球藻，比猪肉还有营养，这个东西其实是骗人的，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在诗歌界又出现了一些小球藻理论家。

南宁会议是一次没有官方色彩的会议，讨论的都是学术问题。但是，一些人将这次会议的内容向上级做了汇报。我的名字也传到很多人的耳朵里。据说，一位老诗人听了后特意给谢冕写了封信，告诉他要与我划清界限。当然遭到谢冕的断然拒绝。

1982年，舒婷、顾城的诗合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此前舒婷刚刚出版了诗集《双桅船》，不愿意重复发表，因此这本诗合集只收录了她近20首诗歌，顾城的作品占了70％以上。在排版前，顾城主动提出在目录中把署名去掉，并模仿了舒婷的诗风写了几首，使整本诗集看起来更为平衡。由此可见，顾城与舒婷友情之深厚。

《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出版后，大受欢迎，连连加印，一时洛阳纸贵。与此相应，一些老诗人和评论家对“朦胧诗”的声讨也逐渐升级，到了1983年，顾城、北岛等人承受的压力几近极限，用顾城的话说，是“几乎失去了发表作品的资格”。在这一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以《双桅船》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就泪水横流。曾与顾城一同参加过“青春诗会”的徐敬亚，更是因为在1983年第一期《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著名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而一再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流毒，在全国范围内被反复批判。

批判到底隆重到什么程度？在张映光《徐敬亚：因诗歌“掘墓”而“殉道”》一文中，徐敬亚回忆道：“1983年新年刚过，发表我文章的刊物还没有印出来，1月10日，按照指示，大型‘讨论’会就在北京召开。不久，长春、兰州、重庆等地也召开了很多会议。随后，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批判开始了。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崛起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万字吧。后来，由于当时一位领导将我的文章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我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在基层，吉林省的‘讨论’力度尤其重大。之后，已经不是‘同志’的我所在的单位领导让我写一篇检讨，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单位内部的检讨书，但修改多次通过后，我奇怪地发现它突然被正式发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很快，《文艺报》、《诗刊》、《文学研究》等报刊全部进行转载。当我拿到《人民日报》寄来的稿费时，心里感觉非常怪诞。”在那篇题为《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检讨文章中，徐敬亚承认自己“受当时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很深，使这种探索和评价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据说，直到现在，徐敬亚仍把此事作为他毕生的一大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