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11/17页）

依议题领域而各异的霸权稳定模式在权力资源与石油领域的结局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可循的联系。如表9.3A所示，1967年和1973年，美国原油供给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自身的石油生产由最初的供大于求，变为约1/4的供给需依靠进口。在欧洲、日本看来，1967年的美国同1956年至1957年间的美国一样，自身便是“问题解决的一部分”；但是到了1973年，却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它基本的原油基础被严重削弱。如霸权稳定论所预言的，这一变化引发了石油领域内权力关系的剧烈变动。与1956年至1957年间，甚至是1967年相比，在中东石油供给中断、燃料短缺时，美国已无力从自身的储备中为盟国提供援助，石油资源分配的变化，使关系到石油领域结局（如价格与供给）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表9.3　四次危机爆发年中的石油资源

A．美国石油平衡

*确切数据无法得到，但接近于零。

资料来源：1967年和1973年数据来自Darmstadter and Landsberg, 1975, pp.30—31；1979年数据来自IEA，1981，p.309；1980年数据来自IEA，1982a, p.376。

B．净石油进口量占总体石油需求的比重（%）

资料来源：1967年和1973年的数据取自Waltz, 1979，附录X, p.221；1979年数据取自IEA, 1981, pp.66, 190, 309; 1980年数据取自IEA，1982a, pp.93, 227, 376。

依此解释，与其说赎罪日战争是一个基本诱因，毋宁说它是一剂催化剂，它使欧佩克中阿拉伯成员国愿意冒更大的风险，成功地在几乎一夜之间使油价飙升3倍，石油卡特尔的各成员国从中获得了信心，认为它们能自行削减产量，而不会被其他产油国所出卖。通过与其他成员国的协同行动，它们将从原油高价中获益良多。表面看来，通过彼此合作，欧佩克所有成员都能既不承担太大风险，而又能从中获益。由此开始了一个自我增强的循环：根本力量的不断增强又强化了利用这一力量谋求优势的动机。但是自1980年后，随着美国本土石油资源的开发，产油国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霸权稳定论无法解释为什么1974年以前没有形成正式的石油机制。因为在四五十年代，如果美国国内政治允许的话，以其超群的实力组织这一机制绰绰有余。但是它有助于解释1973年出现混乱之后，出于何种原因，在国际能源机构中形成了美国领导下的石油消费国之间的新型合作。起初美国对欧洲、日本的控制遍及全球各个领域，欧佩克的兴起限制了美国的控制领域。但是在这个圈子之内，美国仍然独占鳌头，因为它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远低于欧洲和日本，从而使其有能力实行领导。

对于理解1967年至1973年间石油机制的变化，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一种国际机制功能理论的解释作用甚微。尽管如第十章所述，它的确有助于解释1973年后国际能源机构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和运转的。旧有石油机制以权力关系的高度不对称为基础：只有在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下，接受美国主导的机制，才符合各产油国的利益。权力的转移，为产油国提供了可行的替代机制，使不挑战的机会成本增加；低收益促使产油国去努力打破这一机制。旧机制已丧失了其继续存在的价值。

这一事例证明了前文一个观点，即功能性的合作理论需以行为者之间具有共同利益为条件，否则，就无法达成互惠的协议。但是如果权力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谈判（如果将机会成本也考虑进去）就不再会继续下去，反映新的权力分配的协议将与前者大相径庭。权力消长的双方会立刻意识到新协议的特征，它既能满足双方的要求，又不会导致关系的破裂。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想象能做到这一点。新的权力关系必须经受考验之后，才会被完全认可。1973年以前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产油国的实力，1979年至1980年间，这一权力又被过分夸大。直至油价经历了先升（1979—1980年）后降的波动之后，人们才真正认清产油国和消费国各自的力量和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