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10/17页）

总体来说，这些数据论证了我们对霸权稳定论作适当区别的合理性。权力转移在石油领域最为明显，尤其是考虑到美国与产油国之间以及美、欧之间的关系变化，则更是如此。正如该理论所预言的，机制的变迁在石油领域也最为迅速。在货币领域，权力转移的混合模式——依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可以说变化相当迅速，但若考虑到美元在资本市场的作用，则不那么醒目——与国际货币机制模糊的变迁二者并行不悖。霸权稳定论预期战后贸易机制将反映出主要集团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变更情况，并平稳地、不疾不徐地走向衰落。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但是这些论据并不足以证明依问题领域而各异的霸权稳定论的正确性。在判定该理论是否能解释已知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断定能否建立合理的因果联系，从而将国际权力分配发生的变化与国际机制的变化联系起来，并思考是否有其他替代解释，尤其是那些关注政策的多样性而非仅仅关心权力的理论。我们还须质疑霸权稳定论的因果关系论证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石油、贸易、货币领域业已发生的变化。以下，我们将依照先易后难的顺序，首先从最符合该理论的石油领域谈起。

对旧有石油机制崩溃的解释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石油政治的转变反映了美国（与英国及各大石油公司一起）制定规则、支撑机制运转能力的下降和衰落。欧佩克国家，尤其是沙特向西方大国和石油公司提出挑战。此前，欧佩克各国缺乏组成产油国卡特尔以谋取垄断利润的能力。这一方面也反映出60年代各石油公司的相对团结。当时世界七大石油公司包揽了全球90%以上的石油贸易（Neff, 1981, p.24）。但到了70年代情况迅速改变。70年代初支撑利比亚谈判地位的关键力量，在于“它能够对较小的公司加以遴选”，诱使它们签订有利可图的协议，从而对桀骜不驯的大公司施加压力（Turner, 1978, p.157）。同时，各产油国政府信心不足、通讯落后以及低水平的信息交流与了解，也导致这一情况的发生。尽管这些缺陷已随着各国政治精英变得日益成熟老练、成员国之间更为密切的交往而得到了一定的弥补。

美国权力占据压倒优势也是造成欧佩克初期软弱无力的原因。只有当美国与欧佩克之间权力的高度不对称性被削弱或扭转，机制才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否则，无论是美国愚蠢的政策，还是阿以战争都不可能导致1971年2月原油提价以及1973年最后3个月的油价飞涨。[7]有一件事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原因：在1967年“六天战争”之后，沙特也曾试图实行石油禁运，而那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成员国则根本不以为然。

可以想象，有人会将石油政治的变化归因于美国军事力量的相对下降。无论如何，这一分析在石油领域比在货币和贸易领域更为适用。当然，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对中东的干预要比50年代更为困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中东各国军队的日益成熟，以及苏联政治影响的抬升及其军事投送能力的增强，共同导致形势发生了改变。随后英国从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撤军，而1965年后美国军事力量及注意力则转向了越南。1971年被约瑟夫·奈视为关键性的转折点，由于英军撤离波斯湾，美国又不愿介入，而只依靠伊朗国王来填补这一地区的权力真空，“最终，伊朗国王的倒台暴露出了美国能源安全政策的真正代价”（Nye, 1981, p.8）。

即使在事后看来，如果美、英保持其在海湾的驻军，也难以确定是否就会改变伊朗革命的进程。总体而论，石油政治中军事力量的影响很模糊，因为很难动用军事力量阻止石油禁运和油价上涨。整个70年代，美国政府始终反对使用武力，断定“以武力治疗会比疾病本身更糟糕”。当然，武力威胁也许能阻止禁运，或遏止油价迅速上升，但若偏执于此则未免有失草率。后果将是两败俱伤的威胁只能是虚张声势，大言欺人。尽管身为美国在中东强大的军事盟国，伊朗却成为原油提价的领袖国家；而受美国政治、军事庇护的沙特也将禁运矛头指向美国、荷兰。由此可见，美国军事实力与世界石油政治之间的因果关系依然模糊不清，令人难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