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后时代的霸权合作（第4/25页）

本章对历史的讨论是从金融和贸易问题开始的。然后我们将详细考察国际政治经济中与石油有关的5个案例，其中4个包含政治因素在国际上的作用：美国在1943年到1948年之间对阿拉伯石油控制权的争夺，这包括美英在1943年到1945年间达成的石油协定；1949年到1950年的英镑—美元石油问题；1951年到1954年间英美对伊朗的干涉，包括此后伊朗合股公司的形成；以及1956年英法对埃及的入侵失败以后由美国实施的石油紧急提价计划。将这些案例综合起来考虑，就可以发现美国对国际石油的统治既非由于偶然因素，也非漫不经心的结果，而是政府和商界战略计划的精心产物，当然政府在这里经常发挥着领导作用。此外，对石油的控制是美国处理与欧洲关系时的主要政治资源，正如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结果所显示的那样。

美国在石油政治中的霸权依赖于多种权力根源，包括与沙特王国的密切关系，介入中东国家国内政治的能力，对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军事和技术援助，在地中海地区占据绝对优势的美国军事力量，以及在国内能保持连续生产多余石油的能力。不过，个中仍有摆脱不掉的阴影，即美国国内石油工业界的政治影响问题，其中某些石油公司反对《英美石油协定》，这正是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发挥霸权作用的主要阻碍力量。要感受石油工业界的影响所产生的最令人沮丧的效果，就是1959年通过并一直保持到1973年的《强制性石油进口计划》，这项计划在保护美国安全的名义下，使美国元气大伤。我们需要了解这项计划的根源，从而理解衰落的种子甚至在美国实力如此之高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这个石油进口计划就是我们的第五个案例。

金融和贸易领域的霸权合作

在1944年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美国、英国以及它们的盟国同意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就是后来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新的国际货币机制的核心，它主要是由凯恩斯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为领导的美英计划者所设计的，目的是促进战后世界的自由贸易和货币支付。美国的领导者希望这种世界经济多边规则的建立——包括正在进行中的国际贸易组织的计划——能使美国不再需要独自提供大量的、连续不断的援助，或经常进行干预，来保持成员国的财政平衡。就好像牛顿所梦想的永动机一样，美国一旦建立了多边机制后，就可以退居幕后，通过市场和国际条约的结合来使金融体系顺利地运转。

然而直到1947年，欧洲经济显然仍很脆弱，难以实现这样的多边主义机制。的确，欧洲经济崩溃的幽灵在1946年到1947年的严冬来临时就出现了。国内重建的问题与全球性美元的严重短缺交织在一起，这威胁着正常的世界贸易，并可能使之瘫痪，当然也就会相应阻碍美国的企业将商品出口到那些急需的国家。美国的官员们担心欧洲经济的萧条会导致出现民族专制资本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而这都是与美国的计划背道而驰的。

面对这样的危机，杜鲁门政府在1947年改变了在美国贷款基础上使英镑可以迅速实现可兑换的政策，代之以对欧洲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援助的计划，即后来的马歇尔计划。这项援助计划由经济合作署负责实施，它比财政部更倾向于关心欧洲的利益，而后者在1946年处理英国贷款时显得相对固执。这些新的、果断的措施使得新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得不那么重要，“在马歇尔计划的初期，该组织几乎没有什么兑换行动”（Gardner, 1956/1980, p.303）。

这样，美国就从一个被动的、甚至是吝啬的霸权国——具备能力却没有采取努力去为一个自由的和非歧视性的世界经济制订和实施规则——变为一个积极的、相对慷慨好施的国家。坐享其成、不做奉献的霸权似乎是不现实的，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提供的大量资源，改变了欧洲因为战争而带来的虚弱，这样做也使它自身在操作层面上获得了达到霸权合作的政治杠杆。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利用欧洲依赖其援助这一点而获得影响力，从而在创建并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一系列世界金融体系规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当然，这些规则必须考虑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状况。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规则既不能仅仅由美国制订，也不会建立了就能被执行。相反，要保持控制制订规则的过程，需要慎重地和连续不断地将干预和协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