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后时代的霸权合作（第5/25页）

美国政府不但需要与欧洲国家协商，它还必须说服国会同意拨款，以使它获得发挥影响的手段。在这一点上，斯大林的笨拙政策帮了大忙，因为苏联逐渐增长的政治和军事威胁帮助杜鲁门计划在国会中获得更多的支持。不同学派的历史学家在谈到马歇尔计划时，都强调了冷战的重要性。杜鲁门曾说，作为正式的遏制政策的开端，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是“一枚核桃的两半”（Lafeber, 1972, p.53）。而马歇尔计划之后的这种共生关系能够持续下去，是通过朝鲜战争爆发后的重新武装计划来保持的（Block, 1977, p.107，pp.242—243，注释91）。

在计划建立一个自由的国际货币机制的同时，美国官员在二战期间也计划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使非歧视性贸易制度化。最早建议成立国际贸易组织是在1943年美英谈判时提出的（Gardner, 1956/1980, pp.103—109），后来美国在其中做了很多推动工作，经过一系列冗长、艰难的谈判，围绕建立国际贸易组织问题的谈判在1948年初的哈瓦那会议上结束。在哈瓦那，分歧主要出现在关于贸易歧视、私人资本的流动以及发展中国家可以在贸易问题上实施多大程度的数量限制这些条款上（Gardner, 1956/1980, pp.361—368）。不过，在1948年3月还是达成了宪章的最后协议。拟议中的国际贸易组织在筹建时规定，不得损害非常敏感的国家主权，但比起传统的法律体系，它更具有弹性和不确定性。就如有的人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组织法律机制的强制力量几乎完全依赖于一系列逐步升级的规范性压力——从根源上说，也就是对错误的谴责”，而不是采取制裁（Hudec, 1975, p.30）。但国际贸易组织由于一票之差未通过美国参议院的批准，最终不得不宣告流产（Hundec, 1975, pp.53—54）。美国企业反对国际贸易组织缺少对贸易特惠措施和数量限制手段作出新的全面禁止的规定，以及该组织对计划经济国家和国家垄断贸易行为所作出的让步（Brown, 1950, pp.362—375）。1948年4月，美国商业部要求“为了保障世界商业中私人和企业的创造性，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Brown, 1950, p.370）。而当这种要求未被采纳时，有组织的美国商界利益群体反对成立国际贸易组织。正如戴波德所说，国际贸易组织由于“美国商界不明智地提出的投资法案以及同样一批人的反对”而夭折（Diebold, 1983, p.6）。即使在美国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时期，因为其他国家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抵抗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压力，使实现被其中一个主要设计者称为“世界贸易宪章”的前景破灭了（Wilcox, 1949）。

这样，到40年代末期，二战期间计划建立的货币和贸易机制或者被人忽视，或者未能付诸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积极行动，而国际贸易组织没有建立起来。不过，虽然战争期间所拟议的机制未能按照它们的发明者所期望的那样实施，美国仍能以其他的方式达到它的关键目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大量美元以及只有美元才能买到的货物。同时，其他的制度创新也出现了，以达到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目标的非歧视性的自由化制度安排。

在金融领域，在经济合作署的领导下，美国推动建立欧洲支付联盟，该组织最终于1950年夏成立。它的建立是为了解决当时约束贸易发展和阻碍经济复苏的美元短缺问题，通过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和提高使用稀缺资源的效率，该体系使得马歇尔计划更为完善。欧洲各国政府对美元短缺的最初反应，是在战后的两年内出现的，那时通过相互协商签署了大约200个双边协定，虽然这些措施从直接的易货贸易效率的角度讲是可取的，但这些要求几乎完全实现双边账户平衡的协定扭曲了正常的贸易关系。而一个多边支付联盟的建立，可以通过集中统计每一个国家的赢余和赤字来得到一个单一的数字，从而有助于提高效率。这样的话，如果德国对法国的贸易有一些赢余而对意大利有同样数字的赤字，当法国对意大利有同样的赢余时，在多边支付的基础上，这些账户就可以实现平衡，而按照严格的双边计算，实现平衡就需要扭曲正常的贸易模式（Patterson, 1966, pp.75—83）。按照第六章的话来说，欧洲支付联盟在为欧洲国家内部贸易提供经费方面极大地减少了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