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第12/13页）

[3]麦基认为，甚至行动功利主义者（act-utilitarians）也“正式承认‘粗略的概测规则’的作用”，因此依一个人是否遵守规则并不足以区别行动功利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Mackie, 1977, p.137）。相反，奈曾向我指出，即便是规则功利主义者有时也会因为重大原因而偏离常规。在此，笔者并非想要在这两种功利主义之间划定一条明确的界限，而是想指出密尔对规则的强调和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如果所有的功利主义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诉诸粗略概测规则的力量，这倒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即规则对于政府行为具有虽非决定性的但却十分重要的影响。关于功利主义详尽的哲学解释，请参考Urmson, 1968。

[4]这一看法，取自1962年（也可能是1963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 Jr.）在哈佛教授美国政治思想这一课程时所作的一些评论。

[5]布里克尔修正案最终未获通过，发起者所担心的结果终于成为现实，里根总统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力支持就反映了这一点。

[6]这种看法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政治经济领域之中。斯通曾说道：“历史证明，我们必须对军备加以控制，并就此达成协议，以永久性冻结发展MX系列导弹这样的武器系统。在一个鸽派人士看来，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ABM），就是因为在反ABM运动中，美国与俄罗斯达成了有利于ABM的其他协议。相反，美国原本单方裁撤了研制B-1型轰炸机的计划，但是后来又奇迹般地重新启动，原因即在于我们没有以一项限制新型战略轰炸机的军控协议，约束后来政府的行动”（Stone, 1983, p.3）。

[7]对本句须谨慎理解，笔者并不是说所有自称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政府都面临这一问题，奥地利与瑞典都实现了社会民主，但同时在战后也保持了高投资率和增长率。

[8]在我看来，这种不公正性所造成的后果对于发达国家内部的联盟政治来说，不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明显。例如，布劳克宣称：“经济的开放提供了对付工人阶级要求提高工资和进行经济、社会改革的一种手段”（Block, 1977, p.3）。但是这种陈述的问题在于：“工人阶级”和“资本”这样的词语只是理论上的建构，在当代政治经济世界中并不必然就有实际的对应物。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要发现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对立性，比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要找出的对立性更为困难。人们在不同的利益基础之上，以各异的方式对自身进行政治构建，其中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种族、文化、宗教及其他构成利益基础的因素也同样重要。

[9]在讨论移情性相互依存关系时，我只考虑这样的情况，即行为者对他人之所得报以积极肯定的评价。而在以权力冲突，尤其是军备竞赛为特征的激烈竞争中，情况恰恰相反：一方之所得即为另一方之所失。拥挤效应（crowding effects）及其他消极外部性因素使人们对他人所得持否定态度，这种现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皆概莫能外（Hirsch, 1976）。这种对他人所得福利的否定态度，将使国际机制的建立更为艰难。还应指出的是，在讨论移情性相互依赖问题时，我假定有关各方均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即一方眼中的“收益”，会得到其他各方的认同。然而，假定的移情说可能会成为主导或支配别人的理由，就像曾为19世纪帝国主义正名和辩护的“白人的负担”思想一样。

[10]与深谋远虑的决策行为相比，有限理性可能更有助于解释短视的决策行为，因为计算的高昂代价有可能缩小人们所考虑问题和利益的范围。

[11]尽管未能以理性来证实上帝的存在，但帕斯卡尔（Pascal）仍争辩说，无论怎样，相信上帝都是合乎理性的，因为如果人只有在死后才发现天堂和地狱确实存在，到那时，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将永远地失去一切；而一生虔信的人所失去的则要少得多。当然，这一论述也可以通过借助博弈论，以虔信作为其最小最大值来加以证实。但是帕斯卡尔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为：如果一个人虔诚地行动处事，在所有方面都坚守其信仰，最终将会产生真正的信仰（Nannerl. O. Keohane, 1980, p.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