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第18/19页）

纳拉扬（R.K.Narayan）作品最大的特色和成就，是以神奇而迷人的手法转化印度社会和文化的缺失。我这么说，并没有不敬的意思。事实上，纳拉扬是我非常敬仰和欣赏的印度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反映出印度小说特有的茫然感——印度作家对小说的功能和价值，总是感到怀疑，因而产生出这种特殊的茫然感，但他的坦诚、幽默和（最重要的）认命，却赋予他的作品一种高超的力量，使它不至于沦为通俗小说。他的作品深入印度社会的底层。若干年前，他在伦敦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印度永远会存活下去。他似是随口说说，但我听得出来，这句话对他来说可是一种非常深沉的信念——深沉到不需要特别强调。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属于比较古老而缺乏自省能力的印度。这种人生观在文学中造成一个奇特的效果：出现在纳拉扬小说中的印度，并不是游客看到的那个印度。纳拉扬是从印度的角度呈现人生的真相。冷酷的现实生活，大部分被剔除出他的作品，很多人生现象被视为当然，无需加以探讨。纳拉扬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他的小说形式蕴含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他的人生观却排斥这种关怀。纳拉扬小说的神奇魅力——有些评论家说那是契诃夫式的——就是产生自这种冷静内敛的矛盾。他的风格独树一帜，别的作家无从模仿，而我也认为，他的作品代表的不是印度文学终将达到的那种综合性。使用英文写作的年轻一辈的印度作家，早已跟纳拉扬分道扬镳。在那些描写从欧洲返国的留学生所遭遇的困境的小说中，这些作家所表现的，仍然只是个人的困惑和不安。他们的作品，可以视为记录印度乱象的文件。深入印度社会底层，同时却又能够以宏观的角度观察、批判它的唯一作家是R.普罗尔·贾布瓦拉（R.Prawer Jhabvala），而她是欧洲人。＊

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场邂逅，终归破灭，它在双重的幻想中落幕。新的觉悟使印度人不可能回到从前，他们对“印度民族性”的坚持，却又让他们无法迈开大步向前走。在这个国家，你也许找得到一个自从莫卧儿时代以来就不曾改变过的印度，但事实上，它已经改变了，而且改变得非常彻底。你也许会认为，印度模仿西方所取得的成果是积极正面的，直到你发觉（有时感到很焦躁，有时感到很不安）：东西方之间的全面沟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世界观是无法转移到印度的；印度文化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西方人无法进入的层面，可以让印度人退守其中。在今天的印度，消极的东方世界观和积极的西方世界观都已经被稀释、冲淡了，两者互相制衡。西方文化对印度的渗透不够彻底，英国人试图改变印度人的信仰和文化，结果却知难而退。印度的力量和印度的生存能力，来自消极的世界观，来自印度人特有的近乎本能的生命延续感。这种人生观一旦被稀释，就会丧失它的力量。在“印度民族性”的概念中，生命延续感注定会丧失。创造的欲望和动力消退了，印度人得到的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是生命的停滞。这种现象，反映在“古代文化”建筑物中，反映在许多印度人感叹的生命元气的丧失（其实，这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反映在邦迪和他那群朋友的政治闲谈⑫中，反映在“俱卢之野”寺庙的石雕里——一群死气沉沉的马和一辆静止不动的战车。湿婆神早已不再跳舞。

＊撰写本章之前，如果我有机会阅读加缪的《反抗者》，我也许会采用他的术语。加缪所说的“具有反抗的能力”，正是我所说的“积极进取”和“具有自省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加缪举印度教徒和南美洲的印加人作为例子，证明世界上有些民族缺乏反抗的能力。“反抗的问题……只对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有意义……由于政治自由理论的兴起，在我们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察觉到人的价值，而政治自由理论的实践，也使得人们对现存体制越来越感到不满……这个问题牵涉到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日益增长的自觉。事实上，对印加人和印度教贱民而言，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早就替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相信，传统是神圣的。在一个把某些事物奉为神圣的社会中，反抗的问题根本无从产生，因为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出现真正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玄学被神话取代。人世间不再有任何问题，只有永恒的答案和评论，而这些也许是属于玄学的范畴。”—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