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岁月（第2/4页）

解放军进城不忘在老百姓中做宣传，派一些文工团的女演员在胡同里、街道两旁教人唱革命歌曲，学唱的大都是一帮孩子，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类歌曲。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好像是“骂了一声蒋介石，出卖中国人”什么的。

因为有战争，那时候北京各方面都很落后，小时候我姥姥领着我到东口崇文门大街看大汽车，等半天来不了一辆汽车。崇文门门楼下是火车道口，来了火车放下栏杆等火车过去才能走。那时候堵不了多少车，连人都不多。搁在现在，别说八九分钟，有一分钟车就堵到天坛东门去了。

后河沿有许多传说，据老人讲河边原来都是垃圾，死猫、死狗甚至死孩子屡见不鲜；打架斗殴、杀人犯罪也司空见惯。有个叫李狗子的青皮和叫棒子面儿的流氓打架，动武之前李狗子脱衣服刚把胸口露出来，棒子面儿不按规则，一攮子捅进去，李狗子就这样死在河沿，棒子面儿逃跑了，从此杳无音信。

胡同里贫民孩子冬天没有背心、内裤、绒裤，光挺穿一身棉袄、棉裤；买不起皮腰带，用根布带一系；光脚穿棉鞋；到冬天脸、手，带脚脖子冻得都是皴。

也没什么玩的，冬天冷的时候孩子们把一条腿盘起来玩撞拐；还玩骑马打仗，你背一个孩子，我背一个孩子，看谁把对方的孩子拉下马。要不就找一个墙角挤着玩，这个玩法叫挤狗屎。这些玩法都是为了抗寒。

我家住在崇文门外的四合院里，那会儿家家都是土炕，晚上睡觉炕是热的屋子是冷的。后来拆了土炕，把煤球炉子搬进来，早晨怕冷，大人就先把棉袄、棉裤在小孩子烤褯子用的囫囵上烤热再穿，和我一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度过冬天的。

过年之前家里蒸很多馒头，吃的时候弄点白菜、土豆、粉条一咕嘟，从不炒菜。每年的炮市都建在河边，炮市年年着火，一着火就往河里堆。穷孩子买不起炮仗，就捡没有响的废炮仗，剥开皮把药倒出来，堆成一堆，拿香点着放呲花。

那时候的玩具资源也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玩具堆成山。 我们那会儿的玩具很简易，推铁圈，弹球，拍三角、洋画，抽陀螺。要想转得好，弄个钢珠铆在尖上抽起来转得快。我们那边管陀螺叫“汉奸”，小孩一边抽一边唱“抽汉奸，打汉奸，杂和面儿，落一千”。那时候，穷人连棒子面儿也吃不起，就吃杂和面儿。杂和面主要的成分是糠，很难吃。老百姓恨日本人也恨汉奸，所以编出儿歌来骂他们。其实在我懂事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只是歌还在唱。

因为孩子多，我两岁的时候到姥姥家住。姥姥家离我家不远，每天都是我姥姥背着我到她家。姥姥家的房东是个收洋瓶子的，人家都管他叫洋瓶子李。院子里所有的地方都是各式各样的瓶子。我姥姥在那个堆满洋瓶子的院子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姥爷是练武的，也会摔跤。俗话说“武术加跤，越练越高”。我姥爷江湖名号“罗二”。他身体灵便，再加上那房子矮点，拽步拧腰就能上房。

临解放那会儿北京比较乱，有一天我看到一帮人围着电线杆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我钻进人群才发现，电线杆子上绑着一个人，这人是我们一个老乡。有位宪兵班长手里拿着手榴弹，用手拉着弦，有一拉即爆的危险。管片的国民党警察手里拿了一把盒子枪，两个人对峙。我还依稀记得警察对围观的老街坊说：“大家靠边站，我们要见血了！”众人闻听都往后闪，宪兵班长岿然不动。

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就是我们柜上有个徒弟李满春参加了宪兵队，后来李满春逃跑了，宪兵队班长来找他。开始绑的是我父亲，后来发现与我父亲无关。据说那个老乡是李满春当宪兵的保人，这才把那个老乡绑在电线杆子上要人。一个宪兵班长拿着一颗手榴弹就敢绑人，其实就是讹人来了，兵荒马乱的也没人管，最终还是我们家出了点钱给那个宪兵班长，这事才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