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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革命、启蒙与向下超越(第3/4页)

《阿Q正传》对于“精神胜利法”的批判也需要在这个脉络中加以解释:精神胜利法构成了阿Q的自我,但这个自我不是内生的,而是历史与现实秩序的规训成果。“精神胜利法”因此是一个内在化的、甚至是自动的依赖他人引导的状态。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现实秩序自我合法化的机制。政治秩序的变更不能自发地改变这一普遍的依赖引导的状态,而缺乏后一个方面的变革,政治变迁又不可能真正完成。对于鲁迅而言,人的精神的改变是无法从外面强加的,它只能通过某些契机,开出反省的道路,而文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掘这些契机。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10]

要想“不一下子就推诿掉”,并“开出反省的路”,这个契机在哪里呢?这个契机就存在于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片刻,正是在这些片刻,“循环”变成了“重复”——行为的意义不再只是在与过去的关系中加以界定,它是对新的情境和问题的回应。鲁迅探索的,就是使其永久失效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对“重复”的不可重复性的揭示打破“循环”的幻觉——“重复”的不可重复性就是现实关系的敞开。这个可能性不是外部赋予和强加的,毋宁是内在于阿Q的生命的。在“精神胜利法”失效的那些瞬间,阿Q失去了“自我”,无从建立他与周遭世界的循环联系,从而失去了一切安全感——他无所适从,心怀恐惧,只能凭借本能作出反应。《阿Q正传》中描述的瞬间是“非历史的”,它们属于本能、直觉的领域——本能、直觉没有对世界做出有序的区分,它的一切反应都在这个世界的总体之中。套用弗洛依德的话说,“最初自我包括一切,后来它从自身中分离出一个外部世界。因而,文明现在的自我感觉只不过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实际上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感觉的缩小的残存物,这种感觉相当于自我与周围世界更为密切的关系。”[11]因此,恰恰是在这个无所适从的瞬间,阿Q与世界的真实关系裸露出来了。生命主义的政治就是将人置于这一真实的关系之中,寻求对于这一关系的根本改变。

阿Q的历史是秩序的历史,只有那些偶然的“非历史的”瞬间才是他自己的历史。“非历史”的瞬间是“循环”的终止,它的重复出现提示着历史的变迁。这些瞬间能够全面地——但不是自觉地——展示世界自身;也正由于它们是“非历史的”,一旦它们展现为历史,就会将自己展现为“开端”——不是过去的延续,而是过去的彻底的中断。革命的政治因此必须在“无”中诞生,就像阿Q的革命也必须在“无”中诞生一样。只有当阿Q脱离其“历史”的时刻,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的人;而对阿Q来说,“脱离历史”意味着“意识的中断”或者说“本能的恢复”。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人”并非来自“历史”或“意识”,而是来自“非历史”,或者说与“历史(意识)”的决裂。与辛亥革命一样,阿Q的革命也是两个革命:一个是历史内部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阿Q遵循着旧的行动方式,通过对革命的想象,恢复了一切旧时的秩序;他最终死于作为这个旧秩序的复辟的革命。另一个是隐而未发的革命,它至多只是存在于稍纵即逝的、模糊的本能和直觉之中。就如同那个被旧秩序的复辟而压抑了革命一样,它是“非历史的”。阿Q的可见的革命动机存在于“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的革命冲动之中,但他的更深的潜力其实存在于他对周遭世界的全然的忘却。这一点在他神往“革命”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他的“神往”是由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同时促成的。让我们回顾这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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