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革命、启蒙与向下超越（第2/4页）

我觉得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7]

鲁迅热烈地为孙中山和民初的革命者辩护，承认辛亥革命事实上触动并部分地改变了旧秩序，但也正是从这里出发，他相信“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民国的来源”暗示着一个丧失了的开端，一个甚至能够将阿Q这样的人也动员起来的开端——在《阿Q正传》中，鲁迅并没有回答这个开端问题，他毋宁是从对开端为什么会转变为循环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开始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对于循环的拒绝不正起源于鲁迅对（民国元年）“重复”的召唤吗？在这个论述中，事实上隐藏着重复与循环的对立。

鲁迅探索的重心是精神胜利法与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问题，是通过突破精神胜利法而使得革命不可逆转的问题。“精神胜利法”的功能是对失序状态的重组，因而也是秩序的恢复机制。“精神胜利法”不仅是阿Q进行自我安慰的机制或工具，而且就是他的自我本身。阿Q据以判断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的一切都产生于历史和环境的规训，他正是根据这些规训，界定自己与赵太爷、钱太爷、王胡、小D、吴妈、革命党人等等的关系。这种对于世界及其秩序的认识也就是一种区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正是文明、历史——亦即《阿Q正传》第一章谈及的圣经贤传所代表的秩序——的核心。没有精神胜利法，阿Q就无法将自己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合理化。正由于此，在每一次重要的变动中，他总是通过精神胜利法去修补被改变了的秩序，从而抹杀变化本身。辛亥革命促成了皇权的变动和一系列序列性的变化，却没有深入到阿Q的精神世界里，他总是将自己的行动置于与过去的秩序的关系之中重建其意义。就革命必须是外部动因与内部动因的同时出现而言，辛亥革命并没有构成一场彻底的“道德革命”，但鲁迅的描写也隐含了一种企图，即将阿Q的行动方式的“循环”理解为“重复”，从而从历史内部挖掘和保留革命与改革的因子。在小说的结尾，鲁迅说到阿Q的死对于举人老爷和赵府影响，“从这一天以来，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8]没有革命创造的制度性的和道德性的转变，这个“遗老的气味”是很难被理解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视野，如何才能促成外在的变迁与内在的革命同步发生呢？

革命问题因此与启蒙问题发生了历史性的关联。革命的外在变迁已经发生，皇权及其秩序倒塌了，但让人们相互隔绝的等级制却如鬼魂一般在游荡。这些无处不在的鬼魂通过精神胜利法而抑制了阿Q对于世界的感知——革命的“产生性的原因”只是在直觉、本能的瞬间生成，却无从转化为一种持久的政治能量——一种创造“道德秩序”并使其持续深化的能量。启蒙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但经典的说法就是在思想和行动中能够独立地和自主地运用自己的倾向和能力。在关于“什么是启蒙”的讨论中，人们最常引用的是康德的界定：“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aude！（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9]不成熟是依赖他人引导的状态，启蒙则是对这种他人引导的状况的克服。但康德的这个经典界定在很多方面缺乏清晰的界定：如果人不成熟，常常依赖于他人引导，那么，应该依靠何种力量让他进入成熟的状态？是像卢梭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摆脱现在的被引导状态而回到那个“原始的成熟”，还是像许多启蒙思想家教导的那样，通过教育或教化，将人变成一个能够根据各种可以计算的后果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规划的“理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