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第9/10页）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1968年的论文并没有特别启发之处。正如之后十几年中大多数科金与亨利的工作一样，这篇论文提炼了米尔纳早年的开创性发现，而自身并没有什么突破。然而，这篇论文在关于亨利是如何体验这个世界方面，有个单一的突破性描述。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他说道。“不论我有什么样的快乐，也不论我有什么样的悲伤。”

每日。

每周。

每月。

每年。

它们留下了痕迹，有的很淡，有的很重。

它们都沉积了下来。

它们编入了我们的心灵里，成了一系列的因果链。

它们变成了故事。

最后，这就是亨利和我们之间的不同：亨利不再能留在当下，不再能产生新的记忆，这也意味着他不再能讲述甚至理解故事，至少不能理解那些持续不止几个月的故事。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做到的还不止这些。

我们可以改变故事。

有时候，你发现某些事情正在无法挽回地改变，你对过去的理解，加上新的视角，就会开始质疑过去的理解。

这种改变在一座疯人院的文档中、在科学家的办公室中、在图书馆的地下层中发生着。

或者说，当你坐在一位老人家里的脚凳上，听着他回忆起你外祖父的某些印象，这些改变也会发生。

有时候，你所以为你了解的一切，你所以为你讲述的故事，几个词就能改变这些。

“每个人都很喜欢比尔，”卡尔·普利布拉姆说道，“他是个受人喜欢的人。但是……”

他停顿了。

“我觉得，给自己的妻子做精神外科手术的人值得怀疑。因此，我对这一点的看法有所保留。”

他告诉了我他所知道的，或至少他能记得的。

他觉得，那次手术应该发生在1950年左右，那种手术正是眼眶环切术，更准确地说，是我外祖父发明的一种伤害不那么大的额叶切除术。手术是在哈特福德医院执行的，而不是在生活研究所做的，普利布拉姆认为，这部分是因为，自己是生活研究所的研究领导，他已经表达了对这个计划的伦理限制。

在我的采访过程中，凯瑟琳·内维尔和全职看护人马琳（Mar-lene）都一直坐在我旁边，她们都告诉我，她们记得，卡尔曾告诉过她们，自己有一位精神外科同事，他给自己的妻子做过手术。

“我之前不知道那就是你外祖父。”内维尔说道。

我坐在那里，钢笔停住了，头脑在飞速运转。这有可能吗？我回想过去的那段历史。我外祖父给上百位有着和我祖母同样症状的女人做过手术，为什么他不会给自己的妻子做同样的事情？倘若他相信着自己所做的事情，倘若他觉得自己能有所帮助。

但是，他能一直保守秘密吗？

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在一次感恩节晚餐上，外祖父坐在桌子的主位上，他的第二任妻子坐在旁边，而我外祖母沉默地坐在远处。我很难知道我外祖母当时的疾病。那不是一个家庭能直接讨论的话题。直到我青年的时候，我才了解到了一些信息片段：我知道尼尼曾经疯掉过，她一直在吃氯丙嗪来治疗其症状。尽管如此，直到我着手写这本书时，我才了解到某些真实而沉重的细节。我所揭露的内容不仅让我非常震惊，而且让我母亲也很惊讶，我母亲对于外祖母的疾病和治疗的了解，几乎和我差不多。外祖父一开始就对他妻子疾病的细节保密。外祖母疯掉之后，外祖父写给他父母的第一封信就以一个请求结尾：“请不要把这些告诉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诉爱丽丝（Alice）阿姨（除非你能确保，她不会和切尼斯家说）。”切尼斯家是我外祖母隔壁的一户人家。

但是，这个秘密怎么会保守得如此之深，以至于超出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