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猴子和人（第2/7页）

公牛就是冲着这面斗篷去的，不是吗？

正像露西（Lucy）在抢球时会像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那样装作要踢开它，这位年轻人挥起斗篷，在公牛头顶掠过，好似要碰到它。通常，公牛会跟着斗篷跑，围着斗牛士转圈，用头顶撞斗篷。一次、两次、三次，然后这位年轻人走开，躲在另一个场边围栏里。然后下一个年轻人已经做好准备，等着公牛转过头来，然后接过斗篷，走进场地。

他们像这样训练了45分钟，而我站在一座围栏后面，把我的笔记本靠在围栏上，用圆珠笔在纸上勉强记录着写文字，我的皮肤在墨西哥蔚蓝的天空下被晒得发红，我试着记录下这一切。最后一个孩子（我觉得是莫罗）进入场地时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之后，我忘了是谁建议我，让我也试一把。

我拿起斗篷，走进场地。我向前走了几步，尽最大的力气拉起肩背，站直，挺起胸膛。那只公牛正在另一个角落，并未看着我。我举起斗篷走了过去。

“嘿！公牛！公牛！公牛！”

公牛转过头来，似乎迟疑了片刻，用空洞的眼神看着我。我能看到它身体两侧的起伏。它已经累了，而且肯定非常沮丧。它一直都没有碰到人，一次都没有。

我再次挥了挥斗篷，公牛冲过来了。

我记得那种姿势，公牛低着头，踏着沉重的蹄子冲了过来，我也记得我握着木棒的手开始变白。我记得我急切地挥舞着斗篷，记得我当时很想知道，为何公牛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斗篷，为何它似乎关注的是我。当公牛冲过去的时候，好斗牛士甚至会站得更直，他会缩紧臀部，拉直肩膀，这个姿势的象征意味如此明显，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解释。我的臀部却向后撅了起来，我把斗篷尽可能伸到我身体之外，用力地摇晃着，试图让这只公牛改变其没法改变的心思。

公牛的前额碰到了我的一边臀部，将我从地面上顶到了空中。我记得我在空中扭曲着，试图找到下半身的脚，但是没能找到。我重重地摔倒地上。公牛对着我，我还记得我握着它的一只角，握得比握木棒还要紧，我握着那只角，让它远离我，以防它接近我的头部和颈部。我听到那几个孩子冲了过来，朝那只公牛喊着，其中一人猛击其腹部，试图分散它的注意力。大概过了五秒之后，这招起作用了，公牛的注意力离开了我，试图去顶莫罗。我笨拙地站了起来，跑到了一座围栏背后，兴奋地笑了起来。我的血管里充满了肾上腺素（a Dr.enaline），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腹部后来鼓起了硕大的蹄印。

所以，为何公牛碰到了我，而没有碰到别人？

答案很明显，我是个糟糕的斗牛士。但还有另外一种答案，要讲清楚这个答案我们还得回到亨利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人类研究和动物研究之间的界限在任何地方都非常模糊，然而在外祖母所在的收容所，这一点最为模糊。1949年，收容所的院长查尔斯·伯林盖姆（Charles Burlingame）建立了第一间手术室，用于外祖父进行神经外科手术，而他也在同一栋楼里，开了一间研究猴子的实验室。伯林盖姆雇用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主持实验室，并担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这位年轻人名叫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从神经外科学家转变成了神经心理学家。普里布拉姆从耶鲁大学（Yale）的约翰·富尔顿（John Fulton）的实验室直接来到了这所收容所，而他的职责，在那年研究所的年度报告里有所描述：“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放在对人类的神经外科手术（额叶切除术）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之上，可以为这种在精神病学中有争议的疗法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方向。”

甚至在普里布拉姆离开富尔顿的灵长类实验室，开办自己的活体研究所之前，他的兴趣就如很多同时代的研究员一样，开始从大脑额叶转向了颞叶。一位从麦吉尔大学来做访问的研究生莫蒂默·米什金（Mortimer Mishkin）甚至更加年轻，普里布拉姆和他一起，开始进入保罗·布西（Paul Bucy）和海因里希·克鲁尔（Heinrich Klüver）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离开的领域，即研究双侧颞叶切除所带来的行为上和神经上的影响。在他们最初的研究中，他们使用了十只动物：一只成年雄性南非狒狒、一只雌性几内亚狒狒、八只年幼的恒河猴。他们用各种任务测试了每一只动物。之后，普里布拉姆一只接一只打开了他们的头颅，并移除了它们的额叶部分，然后重新测试了它们。这些动物在术后还活了大约4到8个月，它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观察，包括它们的食物、体温等等；然而，普里布拉姆记录道，“尽管我们相信，溢出的食物都已经被收集并称重了，但我们仍不能确定。同样，尽管我们已经做了预防措施，让动物们适应测量直肠温度的过程，但仍不能确切地说，动物在术前和术后的放松度是一样的。”在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之后，所有的动物都被杀死了，而它们的大脑也得到了分析，从而得到了大脑损伤程度的精确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