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真空管和碎冰锥（第4/6页）

整个手术，从放上电极到取出碎冰锥，不会超过15分钟。很快，丽贝卡·亚当斯开始颤动。暗色的瘀伤在她眼睛下面形成，不过她身体的其他部位，至少在生理上是没什么变化的。

当我透过那积满灰尘的外科日志和旧信件回顾那漫长的一天时，我很想问问，疗养院的管理者是否和里面的患者一样疯狂。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那些外科医生、精神病医生和管理者，他们所有人都在无法无天地、疯狂地践踏他人大脑中那脆弱的领地。

但是你无法召唤出鬼魂来对质。此外，疯狂往往意味着真实的崩溃，意味着理性的丧失。不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那些在手术室里的人，和看台上观察的人一样，都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通情达理、睿智、理智的人。他们的动机在大多数情况下简单而直接。

那儿有瓦尔特·弗里曼，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的儿子，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伟大的人。那儿还有查尔斯·柏林盖姆，一位因创新疗法而著名的疗养院负责人，为其信念耗费了一生。那儿有诸多观众，集合了外科医生、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有的在观看治疗的前景，有的在亲历科学的潜力，也有人两者兼具。

而那儿也有我的外祖父。

他的动机或许比大多数人要更复杂。首先，他对医学研究的热情往往等同于他对纯粹的治疗艺术的兴趣。他那实验性的好奇心连贯成了一条线，从他早期对侏儒的肾上腺素失调的痴迷，到后期对疗养院的患者额叶的攻克，你可以一直追溯这条线索。到1948年，他作为一位医生和一位科学家之间的工作界限变得模糊了。比如，在那天手术对决的前几周，他正在为一篇向全世界宣布他手术的论文做最后的润色。论文的标题是《作为人类前额叶功能矫正与研究的选择性眼眶环切术》（Selective Orbital Undercutting as a Means of Modifying and Studying Frontal Lobe Functionin Man），文章完美地诠释了我外祖父心目中医学实践与医学研究的奇怪重叠方式。他对额叶切除术更为精准的手术方法，为他对大脑的任意转变打开了一幅全新的前景，同时他也希望这套新方法能够为病人带来裨益，他还深知这种方法为阐明大脑的功能提供了一种诱人而新颖的契机。而就在不久前，实验性的手段还只局限在动物身上。

在他那个时代，大量的神经外科医生也逾越了实践与研究的界限，只不过没人有我外祖父那样，对神经外科迸发出强烈的热情。到1948年，他已经成为史上最多产的额叶切除者之一，仅次于瓦尔特·弗里曼。虽然外祖父还在神经外科的其他分支学科上投入了他的研发热情，比如脊柱创伤的治疗、肿瘤切除、动脉瘤夹闭……但精神外科已经成为他最主要的兴趣所在。

他从不提及这种热诚的来源，起码不会公开谈论。我能意识到的明确透露只有一次，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私密讨论会上，他写给我舅舅彼得，即他二儿子的一张便笺上透露了一次。彼得跟外祖父的关系一度很差，这个便笺很明显是写于一些争吵之后。“我不断地对你蛮横，只希望让你强大起来，这样你以后可以不依靠我或其他人的庇护而独立了。我不会在旧事重提了。”外祖父写道。他们的争论点显然与我外祖母有关，在信中外祖父称她为“E”，那是“艾米丽”的简称。

"E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原发性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并不是环境所致的，”外祖父写道。“我不想讨论这个，但你得相信我，我都在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手术上花了20年了，就是希望能够为治愈这种疾病做点儿贡献，而这是因为E的缘故。”

那一天之内，又有两个女人被推进手术展示室。瓦尔特·弗里曼执行了另一个经眶额叶切除术，而我外祖父也做了最后一例眼眶环切术。到下午两点，最后一个病人被推了出去，人们起身准备离开疗养院。不久之后，他们汇集在哈特福德市中心的校友俱乐部共进晚餐并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