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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富尔顿同时给了许多人这样的提议，也用了差不多一样的措辞。在他给另一位前任门生的信里，他说，他认为额叶切除术“将会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术”，他“非常愿意有人能够留在纽黑文（New Haven）来为此打下基础，并做一些此类的案例研究。”他又补充道，“我很确信，这种手术是经得起检验的。”

约翰·富尔顿的努力对于额叶切除术的传播的影响难以估量。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生理学家，所以他的话语会为一个刚刚萌芽的、还处于边缘状态的手术赋予新的社会地位。富尔顿力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额叶切除的灵感源于他自己对黑猩猩的研究，所以额叶切除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能够让他自己步步高升。不过若是说他的努力完全出于私心，这倒也不太公平。富尔顿是有点儿自负，但他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科学家。他对大脑求知若渴，为了其职业生涯，他可以做任何事，他对成千上万的猿类、猴子和大小老鼠进行了数以百计的实验，都是为了服务于他的追求。而现在，若是抓住这突然的机遇，精神外科就会为这条研究道路提供一个全新的范式，涉及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布西像大多数同辈人一样，热情地回应了富尔顿的建议。“我一直对您所说到的精神领域的手术很感兴趣，”几天后他收到了富尔顿的回信。弗里曼跟瓦茨在美国开始进行额叶切除术，这对布西来说是个新闻，而他对富尔顿说，“也不乏这种可能，我们也能在不久后做点类似的事。”布西还明确表示，他将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投入精神外科的实践，届时还需要富尔顿的指导。“当然，我们还在探索中，最开始我们得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研究这些人，并找出他们在什么方面被手术所改变了。在我看来，当前最可能收效的就是从研究的立场入手。”

随着他与富尔顿的进一步联络，布西又表达出了他的几条告诫。

首先，尽管人类相比其他的实验对象有一定的优势，但也有着一定的缺陷。比如，要做额叶切除术的病人是……嗯，都是病人。

“在动物实验中，”布西写道，“我们可以假定实验开始时，这个生物是正常的。至少，这是我们动物实验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但至少在目前而言，在人类实验中，从来没有这些前提。”布西指出，历史上确有例外，比如说“在古埃及，罪犯会被用以活体解剖”，但是在当今，“当这些病人受到关注，我们所做的所有实验都是疾病康复的附属物，或者说疾病的疗法。仅仅为这一点，患者们才可能自愿成为实验对象。”

还有神经外科医生本身的问题。布西很感激富尔顿对新一辈研究者的激励，建议他们的兴趣点应该不仅限于“纯粹的结构”，但他也担心其中一些外科医生会行骗。他担心那些野心很大，但心思大意的人，他们“没有真正的研究经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方法或手段。因此他们不懂得控制”。

最后，就是实验功用的问题，即额叶切除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它的成本和收益还是难以衡量。1948年，一位名叫哥斯塔·吕兰德（Gosta Rylander）的瑞典著名神经外科医生用一种主观的方法，基于对额叶切除术病人家属的大规模访谈，发表文章对手术进行了批判。令人恐惧的是，访谈描述了病人们经历了一种微妙却颠覆性的巨变。正如一个年轻女人的母亲所说，“她的确还是我女儿，却变得完全不同于从前。她的肉体还跟我在一块儿，但灵魂好像消解了。”吕兰德的文章在神经外科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布西也因此给富尔顿写了一封委婉但直言不讳的信。“吕兰德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布西写道，“没有被自己的热情所蒙蔽的聪明人绝不会质疑这些结论。在某些情况下，额叶切除术的确是个很有价值的手术。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