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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尔顿做出的回应比较保守，“就像你说的，改善就需要高昂的代价，”他写道，但“这正是我们康涅狄格叶切断术委员会正试图去分析的。比彻·斯科维尔在对下切9区和10区的研究中有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他认为这种去除强迫症的手术方式并不激进，也并不会引起智力损伤。”

布西给富尔顿的回信中展现出了20世纪中叶神经科学领域中这奇怪而恐慌的一幕。一方面，富尔顿最初的实验室研究和后续的一系列倡导，使得精神外科得以崛起，这也催生出一个神经学探索的全新类型。疗养院突然允许神经外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对他们的患者进行“无限制的访问”。而富尔顿和我外祖父这类人，抓住了开放访问这个绝佳的研究机会。但即便如此，也有保罗·布西和马克斯·兹恩德这样的实验学家，他们担心事情会进展过快，越轨甚远。

即使富尔顿也有着和兹恩德一样的担忧，怀疑着疗养院中研究的科学效果，但他从未表现出来过。相反，在兹恩德辞职后，富尔顿还在给我外祖父的一封信里批判了兹恩德一通。“我认为兹恩德医生是站在科学角度，对研究接受过额叶切除术的病人有着真挚的兴趣，”他写道，“我也觉得他有能力，但他也证明了缺乏技术的头脑毫无用处。”他以一个乐观的论调作为信的结尾，“我相信，我们的额叶切除事业有着光明的未来，我非常感激您对我们额叶切除术这场冒险的兴趣与合作。”

富尔顿有理由保持乐观。媒体继续用热情洋溢的论调来描述额叶切除术，用“外科手术的魔力救了50个疯子”“跟拔牙差不多”这样的标题来编故事。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倡导将这种手术用于患有炮弹震颤的二战老兵，并在耶鲁大学等研究机构发起了额叶切除术研究。当然，即使是神经外科的最坚定捍卫者，也会察觉到这在本质上有些残忍。1948年，富尔顿实验室圣诞晚会的请柬上有幅卡通插画，富尔顿一手拿着没有额叶的脑子，一手拿着手术刀。晚间的娱乐环节，有一群研究生表演唱歌，并将自己的组合命名为“额叶切除四重唱”。

自从约翰·富尔顿的实验室工作启发了埃加斯·莫尼兹发明出额叶切除术，此后的15年里，大脑研究的整个大环境都有了深刻变革。虽然额叶切除的治疗价值仍不清晰，但其科学潜力却非常明确：人类不再被排除在脑损伤实验对象的范畴之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诸如菲尼亚斯·盖奇和叹先生一样的残缺的人，他们的损伤仅仅是因为偶然。而从今以后不再如此。到20世纪中叶，对人类大脑的破坏成了蓄意、有所预谋的做法，这同时也是更为临床的做法。

甚至可以说，甚至于保罗·布西，尽管非常谨慎且已经察觉到危险，但他也明白如今的研究者们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他自己刚刚开始做额叶切除术不久，在1938年写给富尔顿的一封信中，他滔滔不绝地说起那种不能克制的激动，那种从满是猕猴的实验室，调动到满是智人的疗养院的激动之情。

“对人类来讲，”他写道，“没有什么比沦为实验动物更可悲了，因为他们会说话。”

【注释】

[1] 罗伯特·奥本海默，著名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

[2] 桑顿·怀尔德，美国作家。

[3] 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美国出版业者，克诺夫出版社创始人。

[4] 即三甲氧苯乙胺，一种成瘾性致幻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