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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时候这些巧合的发生，会揭示出意想不到的关联，你若是循着这些关联又再将它们连起来，你就可以建构出一个框架。在这个层面上，机构的记忆跟人类的记忆一样复杂而稳定。

马克斯·兹恩德接受了富尔顿的邀请，但他没有在生活研究所待很长时间。1948年1月6日，在疗养院任职大约四个月后，他写了一封辞呈给我外祖父，同时也密抄了一份给约翰·富尔顿。兹恩德的英文不是很好，但他还是能看出生活研究所负责人查尔斯·柏林盖姆和康涅狄格州立医院的院长本杰明·西蒙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之间简直锱铢必较，不管怎么形容，马克斯·兹恩德就变成了一个走卒或者说囚犯。

“亲爱的斯科维尔医生，”兹恩德开始写道，“借此机会我要对您的好意深表感谢，感谢您在哈特福德对我的尽心照顾。您很理解我的处境和一些难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并不想搅进这些事情里，因为我不知道它们的发生背景，也并没有兴趣掺和进来。”兹恩德提到的困难之一是，院长西蒙“向我声明，我无权发表任何跟哈特福德生活研究所有关系的东西”。而那之后，伯林盖姆“又跟我说，除非斯科维尔医生要求，否则我不能离开研究所去到哈特福德医院，就算是审查也不行”。

而兹恩德抱怨最多的，是他到美国以后所做的研究。有的问题是由于一些简单的误会所致。比如说，兹恩德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所有接受过额叶切除的病人做一个全面调查，对“他们的所有病史做一个独立而详实的概括性记录”。辛苦工作了近一个月之后，他发现“整个调查已经由康涅狄格额叶切除委员会给包办了，”这使他自己调查的价值只能作为“一个优秀的英语练习，而不是科学工作”。

更令兹恩德不安的是，当他回顾了在康涅狄格州所做的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在他看来，他们所做的额叶切除术实验，都缺乏了科学方法的基石之一：就是适当的控制。即是说，神经外科医生们切开病人的大脑并企图收获疗效和一些潜在的裨益，但是研究仅仅局限于这些病人身上，却并没有在那些大脑完好的病人身上进行最重要的对照研究。兹恩德强调，“在此之前所有的观察都缺乏对客观条件的控制，而这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以及精确的调查结果所必需的。”未来的额叶切除术研究者是“需要同时进行控制的”。因此兹恩德抱怨道，“我工作的成果以及我受雇于此的意义，都不足以让我产出一部达到科学严谨标准的著作。”

读完兹恩德的信件，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两位疗养院领导西蒙和柏林盖姆关系破裂的事。我知道伯林盖姆和富尔顿是很亲近的，在一封富尔顿给我外祖父的信件中，他将伯林盖姆称为“伯列”，我想他们的信件或许能够阐明这个问题。在我随后一次到访耶鲁大学档案室时，我要求打开28号箱子，里面有着富尔顿跟所有名字以字母B开头的人的通信。

富尔顿与伯林盖姆的通信，主要是处理他经常去生活研究所进行客座演讲的调度问题，并没有提到两所老旧疗养院的紧张关系。我因为碰壁而感到有点儿气馁，我又翻了翻盒子里的其他文件，这次我的目光被富尔顿和一个名叫保罗·布西（Paul Bucy）的人的信件给吸引了。

保罗·布西是芝加哥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也是位神经病理学家，20世纪20年代末，他在耶鲁大学富尔顿的实验室，以一个博士后的身份工作了六个月。两人继续保持着联系。而随着他们关系的加深，他们的信件之间有了一种轻松愉悦的随性与温暖的感觉，那是富尔顿其他的信件里所欠缺的东西，他的信件一向非常简练。布西不像是科学界的许多人，他并不那么敬畏富尔顿，倒是愿意对他敞开心扉，直言不讳。比如说1948年，布西致信富尔顿，建议他将《运动皮层中枢》（The Precentral Motor Cortex）一书再版，这本书由布西编辑，其中包括富尔顿和其他作者各自负责的一些章节。这封信是征询富尔顿修订版本意向的一个样本文件。这是一封群发信函，所以收信人那里填着“亲爱的医生”，而底部是一张邮票，而非确切的署名。富尔顿立刻回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