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实验成功了，病人却死去（第2/5页）

还有所谓的冷冻实验。在整个战争中，德国空军在北大西洋上空损失了许多飞机。他们的机组人员中，有不少人在被撞毁之前成功跳伞着陆，却冻死在寒冷的海水里。一些人从海里获救时虽然还活着，但最后到底还是死于体温过低。在达豪集中营，纳粹决定对耐冻能力的极限进行研究，并且寻找最为快速有效的方法来回升人的体温。这些特殊的实验主要在实验站的一个叫“五号街区”（Block Number Five）的地方进行。纳粹在那里安装了一个大木盆，有2米长，2米高。盆里装满水，不断往里加冰直到其温度降至大约3摄氏度，也就是刚好在冰点之上。囚犯要么被扒光，要么穿着标准的德国空军飞行服。他们通过直肠温度计来监测体温，通常要在盆里一直待着，直到身体被冰冻到25摄氏度，尽管他们在大约32摄氏度时就几乎都失去了知觉。最后他们被转移出来，人们试图让他们苏醒。有些人裹进毯子里，而有的人则被施以更为极端的复温策略。巴霍雷格告诉讯问员，“还有一个对这些半冷冻、无意识的人所开展的实验，是将一个人丢进不同高温的开水，来记录他从极度寒冷到极度高温的机体反应。那些受害者出来时，看上去像龙虾一样。有的人还活着，不过大多数都死了。理论上来说，我真不明白活下来的人是怎么做到的。”

在访谈结束时，军队问讯员问巴霍雷格，在他供职于实验站的那么长时间里，他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补充的吗？

“有。”他告诉他们。

“我记得，”他说道，“我所编译的所有报告几乎都有个标志性结尾‘实验成功了，但病人死亡’。”

对安东·巴霍雷格长达九页问询的文字记录，最终成为美国纽伦堡军事法庭（United States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战后第一次审判的2428号文件。后来我们所知的医生审判（Doctors Trial）中的23名被告大多都是医生。公诉方开场陈词的第一句话直率而清晰：“此案中的被告被指控谋杀、虐待，并以医学的名义施以其他暴行。”事实上，所谓“医学”在德国已经败坏，因此根据首席检察官的要求，需要调整出一个新的单词来代而描述：“这个案件及其被告为词典编纂者们提出了一个棘手问题。目前，我们将这可怕的科学命名为‘死亡学’，即制造死亡的科学。”

这些审判证据确凿。除了诸如巴霍雷格这种目击者的毁灭性证词，纳粹自己也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他们的活动，从而造就了大量的纸质证据。例如在1941年，一位名叫西格蒙德·拉希（Sigmund Rascher）的德国空军医生，目睹了达豪实验站的工作后，给第三帝国医学总务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拉希对现状痛惜道，在空军队伍中“我们并没有进行人体实验的可能，因为这些实验太过危险，没有志愿者会参加的”。拉希还指出，那些实验“此前都是用猴子，达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并征询道，集中营犯人是否可以供他使用。希姆莱的助理立即回信，告知拉希道，“囚犯们是当然可用的。”

在两年后的1943年2月17日，拉希向希姆莱报告最新进展，其中包括一份有关新项目的简短报告。这份报告题为《运用动物体温对急冻人体进行回温的实验》（Experiments for Rewarming of Intensely Chilled Human Beings by Animal Warmth）。其中记载了，将位于德国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uck）集中营的吉普赛女人们装船运过来，用她们来温暖低温试验中冻僵的男性囚犯。在8例实验中，实验对象被放置在一个宽敞的床上，躺在两个裸体女人之间。女人被要求尽可能紧密地依偎着冻僵的人。然后三个人都被覆盖以毛毯。报告用图表描述了用一个或两个女子进行回温的相对速率，并记录到在一些特定个案中，冻僵的男子通过性交而得到充分的恢复。在报告的附信中，拉希谈到他开始时仅仅将囚犯“裸身丢到户外9到14个小时”来进行冷冻的实验。实验在隆冬时节进行，以取代冰水法。不过他觉得这个实验在另一处进行的效果会更好。“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类试验中，其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达豪要好，因为那个地方更冷，并且营地里有着大片的场地来进行秘密实验（实验对象在受到急冻时会大声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