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给我（第3/4页）

亚拉巴马的军营里挤满了士兵，新的一代从我们的小街上，从我们的大路上散开去，我不会再搂着他们的腰跳舞。再也没有骑士，没有马术表演——但有披着伪装的汽车、隆隆响的摩托，汽车喇叭的噪音整个白天都冲击着我的耳膜。

这场军事动员给我带来了我的最后一个崇拜者，我多年来唯一的朋友，一个瘦瘦的十九岁的小伙子，他在塔斯卡卢萨大学上写作班，对我崇拜得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尽管我在社会上已经没有地位。他的小说有点风格，尽管骨子里有些忧郁。美国式的忧郁并不能排除民族暴力和对种族灭绝的怀念。我觉得我们的征服史就是种族灭绝史。

我和这个学生的交流有时让我振奋。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在写一部小说，他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道德危机，为了写这本书，他得拼老命。他担心伤害周围跟他比较亲近的人，比如亲戚和朋友，怕伤害他们或者遭到他们的怒斥。他问我能给他什么建议。刹那间，我感到自己的喉咙有点发紧，双腿神经质地抖动起来——好像被束缚之后很想逃跑。于是我撒谎说：“年轻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两难的局面……我不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问题。很难让我们周围的人懂得，对于作家来说，一切都是写作的素材。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职业，其主要任务就是诠释和移植——而绝不是虔诚！如果我是你，我会继续写下去，直到自己的书出现在书店的橱窗里，以向亲戚朋友作出解释。”我就此打住。我希望他保持纯洁，担忧但不要受影响，我不想伤害一个十分年轻的男人的最后幻想。总之，你完全有理由原谅自己。总有一天，不可避免地要原谅自己写作。写作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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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嫁给了一个中尉，这个中尉也是普林斯顿人，但所有的相像之处到此为止：我的女儿很乖，很纯，心理平衡，她的未婚夫是个严肃、结实的小伙子，可以依靠。我没有力气去纽约参加婚礼。我怕又像二十三年前那样激动起来，害怕把女儿的手交出去时，我又病态地激动起来，让别人难以忍受。我糟蹋了她生命中的很多时刻，但没有让这个重要的日子黯然失色。这对可爱的年轻人寄给我一个结婚蛋糕作为回答。很凑巧，我收到了那个蛋糕的晚上，多斯·帕索斯[52]正赶往莫比尔，他要写一个关于军事建筑的报告。经过我家时，他停了下来。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个好人，很有人情味，为人耿直，敢于面对事实，不受名声所诱惑。跟他这样的人交往，我没有任何困难。他可以成为我最好的伙伴。我们俩把蛋糕吃得一点不剩。

离开之前，他谈起司各特时所使用的语言让我心潮澎湃。当时我们站在门口。我拥抱着他，祝他一路平安。他脸红了，我们这是第一次握手，他说：“啊，泽尔达，如果这场战争……”我说，“是的，约翰，如果……”好像司各特也在场，和我们一起站在门口，看到同事局促不安的样子，他会觉得很有趣。他好像帮我拉开了纱窗门，然后又把玻璃门给关上了，插好门闩。司各特在呢，我放心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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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怪的家伙，一个艺术史家邀请我吃中饭，想跟我谈论一个更为奇特的计划：由于战争不断发生，他把亚拉巴马所有入伍的画家都作了清点和登记，然后劝参谋部把他们都集中到蒙哥马利军营，给他们找了一个谷仓，让他们能在那里一起工作。那个叫欧内斯特·多恩的人对我说，艺术家们都在那里了，但两手空空，没有钱买材料。啊！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格。一想到那些年轻人会因为不能干活而荒废才能，我心里就很难受。

“可我一个子儿都没有了，甚至连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