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第五大道，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第2/4页）

“我从纽约写信告诉他说我害怕，后来收到了他寄来的一盒堕胎药。在这期间，我的例假来了。我的例假乱了。我知道自己没有怀孕。”

“所以你就撒谎了。跟他吵架的时候，你撒谎了。”

“是的，我撒谎了，我像这世界上99.99%的人一样撒谎了。”

“这就叫做敲诈。”

“我想像这个地球上99.98%的人一样敲诈别人。”

“你因此而感到自豪？”

“现在，你已经问够了。我丈夫付钱给你不是让你来调查我的。10年来，你至少是第30个自称能看好我的病的心理医生。如果算上欧美两个大陆，你就是第50个。让人把我送回到囚室里吧！”

“是病房，夫人。”

“是囚室。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医生。”

1920年

由于我们行为不检点，人们把我们从比尔特莫尔酒店赶了出来。我们撤退到科曼多酒店。整个曼哈顿的人不分昼夜、络绎不绝地来到我们的套间。大家吵吵嚷嚷，电梯也被挤得水泄不通，结果，科曼多酒店也把我们赶走了。警方还勒令我们赔偿被香烟烧坏的地毯。

司各特得回去上班，我也得去完成我的生理任务：我怀了第一个孩子。于是我们在韦斯特波特租了那间海边小屋。起初，伙伴们还在周末到曼哈顿来看我们，他们一到就成群结队去附近的小镇寻找酒吧，原来很平静的小镇现在嘈杂无比。平常，司各特并不醉酒，我们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吵架。我们之间的烦恼由此开始，海边的那栋美丽小屋本来完全应该成为幸福之屋的。我在海峡游泳，一游就是几个小时。我试图跟我们的仆人菊子学日语。

但太难了，太慢，我可没那样的耐心。我到司各特的海上办公室找他，问他：“你懂法语，不是吗？”

“是的，可以这样说。你放弃日语了？这可不像你。如果你想学法语，可以采取我的罗森塔尔法[10]，我是在普林斯顿的军官饭堂里学的。”

看到他直起背，我就知道他生气了。脊背语言——脸上还没有露出表情，挺起来颈背便可以告诉你“我不再爱你”。这太惊人了。

“我要实地学。”

“怎么学？”

“我们去法国。”

我哥哥小安东尼曾说，应该去巴黎，因为文学方面、舞蹈方面、音乐方面和绘画方面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在那里发生的。司各特仍像以往那样没有转身，只嘟哝道：“好的。哪天去吧……为什么不呢？这是个好主意……在你生了孩子之后，当我用不着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而拼命写作的时候。”

说着，他重新抬起头，转过四分之三的脑袋。“你没有忘记那个宝贝，是吗？”我退到走廊里。我想我就要哭了。我只这样想：“你会给我补偿的。”我回到海湾里游泳了。

法官的女儿没有哭。不为肥皂零售商的儿子哭。如果我的眼睛红红的，那是因为盐和碘。

1940年3月

“你太年轻了，医生，看到我们今天这样衰老，被人遗忘，你想象不到的，‘偶像’和我过去是那么出名——社会新闻的专栏作家们说我是‘他理想中的女人’。我们出现在报纸的头版，曼哈顿的电影院和戏院的正面墙上挂着我们的肖像。人们花大价钱请我们做广告，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准时到达，不要喝醉酒，露出微笑，衣冠整洁。我们让他们出名，让他们赚钱。

“我们总是走在前面，摄影师们在我们前面的红地毯上边退边拍。我们的鞋子踩烂了闪光灯的灯泡，让我牙齿咬得格格响，好像在嚼碎玻璃。”

“嗯，”这个穿白大褂的医科学生不断地轻轻咳嗽，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说。“我搞不大清楚你过去究竟是什么人。你还记得莉莲·吉什[11]？”

我说：“当然记得。我精神混乱，但没有失眠。人们一定告诉过你。莉莲是个名演员，我们在韦斯特波特时她曾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只接待男宾，莉莲是唯一受邀的女性。当我们回到城里居住的时候，我们经常小规模地在阿尔贡甘的蓝色酒吧吃饭，如果人多，便用大圆桌。到场的人都很风趣，整个酒吧都沸腾了。那个时期，你知道，纽约出现了电影院。电影界的人和文学界的人，小说家和女演员混杂在一起。我喜欢莉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