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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父亲是多么好啊。

但是很快那书包就从父亲的肩膀上消失了。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城市里有了第二个背黄书包的人，有人说可能是父亲不慎丢失了，当然还有许多带有攻击性的说法。对此，我都没有多大兴趣，我所关心的是，父亲为什么要把一个保存了多年的可能是一个“信物”的东西拿出来实用？

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看了以上的文字，没有谁不会认为母亲是一个有着非凡承受能力的人，事实上也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人。这些记忆来自我的小学和初中，那时我还不知道主动地帮母亲做一些事，整个家政都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不说，她还要戴着父亲打制的一个个镣铐跳舞。但事情仅止于此，也还罢了。事实上这么多年已经过来了，母亲之所以没有和父亲分开过，说明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了这个“冷血动物”。但是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事情变糟是在我上高一那年。父亲先是辞去了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继而拒绝了几家杂志社专栏作家的约请，不再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娱乐场合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一有时间就回老家。在城里的日子，除过应付上班，就是整天待在家里听音乐。不是贝多芬，也不是舒曼，更不是柴可夫斯基，而是《挂金锁》和《月儿高》一类。把传呼送人，把手机送人，家里电话根本不接，有人一打电话，父亲就给我招手，强烈地示意他不在，包括那些让别人垂涎三尺的当红美女作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有一段时间，父亲给母亲建议把电话停机算了。母亲不同意。但从此我家的电话明显少了起来。一天，母亲回来，气冲冲地冲到电话旁边，拿起电话就看，才发现电话接头在外面。母亲就质问这是谁干的。我说发那么大火干嘛，不是我就是我父亲，而我显然没有干，那还能有谁。母亲就什么话都不说，嘭的一声关上卧室门，再也不出来。其实这一秘密我早就发现了。父亲常常趁母亲不注意把电话线拔掉。而我则等父亲走开又悄悄地把电话线接上。这次疏忽了。母亲的声音慢慢从卧室里出来，由低到高，从小到大，最后变为声讨。父亲书房里的音乐也随之从小到大，从低到高。母亲气得出来把书房门踢了两脚，然后进厨房做饭。父亲为什么就这么害怕电话呢？

从此之后，我们家里的怪事就一天天多起来。

一个星期天，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起床，只见父亲在阳台上嗬嗬地叫着，兴奋像花一样在他身上怒放，口里不停地说，这才是音乐，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一看外面，才知是下雪了。真是难得，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大的雪了。这天的雪有一种霸道的温柔，悄无声息而又惊心动魄，用一种向下的姿势把整个世界揽进怀里，把人心熨平，把世界熨平。

就在这天，父亲把录音机和磁带装进一个纸箱子里。我知道他又要准备送人了。但凡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都是这样打进纸箱子里，带回老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送给亲戚朋友。比如那些当年他视之为宝贝的书，比如那些收藏。我担心终有一天，他也会把他自己这样打进纸箱送人。我说怎么，又要送人？那就送给本人吧。父亲说全是垃圾你要它做甚。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把音乐老师对几位乐圣的评价搬出来驳斥父亲。父亲说那是你们音乐老师不懂音乐。我说这就奇了，音乐老师不懂音乐，这真是奇了。父亲说不要迷信老师嘛。我说不信老师再信谁？父亲说要信自己。

就是那段时间，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的书房里会突然传出笑声，我原以为什么时候来了客人呢。不想进去一看，却是他独自在那里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