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批评家的回答 （1966）（第3/12页）

显然我不可能讨论所有善意的书评。我将只涉及其中一部分，以感谢有益的提议和指正。我要感谢约翰·贝利（《观察家》，1964年11月29日），他使我注意到他所说的——太亲切了——评注中“唯一的差错”：“Auf allen Gipfeln”（有关歌德的诗歌）应改为“Ueber allen Gipfeln”（我至少可以再加一例：第2章35节第8行的注解有明显的错误，应该无情地删去）。安东尼·伯吉斯在《交锋》发文，意外和断然地取消了我对菲茨杰拉德的喜爱，他证明“醒来！黑夜中早晨已然来临……”一句中，“风趣的形而上宣教士”的实际隐喻是错误的。约翰·韦恩（《听众》，1965年4月29日）在一种纯粹的风格方面使我立刻为我的一个“受害者”感到遗憾，收敛笑声：“顺便说一下，在（讨论韵律）这部分，阿瑟·休·克拉夫被形容为一个打油诗人，其效果就像是看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突然被房顶上掉下的雪砸倒……”托马斯·肖（《俄国评论》，1965年4月）认为，我应该在普希金毕业后将他提升到十等文官（“学院文书”），而不是把他搁在官梯的第十四阶上；但我在书中找不到他所说的印错的有关杰尔查文的日期；我也强烈反对他把我尊敬的詹姆斯·乔伊斯，与那些被我“打入冷宫”并加以谴责的作家并列（肖先生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把我对乔伊斯人物的看法运用到他的读者身上了）。最后是《泰晤士文学增刊》（1965年1月28日）上的一位不知姓名的书评作者，他说我在评注中并没有具体讨论普希金的艺术，这话完全正确；他提出了许多诱人的建议，这些建议和其他两位书评作者及一些记者的建议将会收入评注本第5卷，或至少出一卷漂亮的纪念专集。当他说“细看每一行也没有发现译文中有什么粗心犯下的错误”时，这个书评作者也真是太仁慈了。至少有两处：第4章43节第2行，“but”（但）应该删掉；第5章11节第3行，“lawn”（草地）应为“plain”（平原）。

最长、最雄心勃勃、最吹毛求疵，天哪，也最无情的文章是埃德蒙·威尔逊的（《纽约时报书评》，1965年7月15日）(2)，现在我对此作专门的讨论。

许多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威尔逊先生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权威（“他不放过纳博科夫的任何一个错误”，8月26日，一个匆匆表示祝福的人在给《纽约时报书评》的信中写道），无疑，对这种幻觉不应听之任之；另外，我不能肯定，捍卫我的作品免受生硬的攻击和无端指责，这种必要性是否会成为我讨论这篇文章的一个明显的动机，要不是我被这种不同寻常、难以置信、也很有趣的机会所打动，这个机会是威尔逊先生本人意外给予的，在他那篇大作中，他实际上否认了批评的每个方面。文章中的错误和不实陈述连篇累牍，似乎运用了一种反面艺术，这让人疑惑，是否故意写得如此支离破碎，以便反映在镜子中显得合适和连贯。文学史上像这样的文章，我想不起还有别的例子。这是一个善辩者的梦想成真，要是对此不屑一顾，那真是一个可怜的傻瓜。

威尔逊先生在文章开头以示好的口吻指出，他和我是老朋友。他说他同情我，因为“愤怒冷却了温情”，我深有同感。当我二十五年前刚来到美国时，他写信给我，来拜访我，在许多方面对我很好，这并非必然地与他的专业相关。我很感激他，因为他在我很少参与的所谓文学圈里从不评论我的小说及不断地说恭维的话。我们有过多次愉快的交谈，通过许多坦率的信函。他像一个自信的病人，长久而无望地迷恋俄语和俄国文学，我尽力向他解释他在发音、语法和理解上的可怕的错误。直到1957年，我们最后几次见面，那是在纽约北部的伊萨卡，我当时住在那儿，我们两个都意识到，尽管我不断地解释俄语韵律，但他仍不能阅读俄国诗歌，这种情况既有趣又令人沮丧。我们鼓励他大声朗读《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开始的时候兴致很高，但接二连三地读错，将普希金的抑扬格诗句读成了一种痉挛性的抑抑扬格，还扭着下巴，嗯嗯呃呃，诗的节奏完全打乱，不久便惹得我们两人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