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 (1964)(第9/11页)

写作的快乐是什么呢?

写作的快乐完全取决于阅读的快乐,一个短语带来的欣喜、欢乐由作者和读者分享,由得到满足的作者和感恩的读者分享,或者——这是一回事——由对内心中启示他进行意象组合的未知力量怀抱感激的艺术家和从这种组合中得到满足并有艺术气质的读者分享。每一个好读者一生中总欣赏过几本好书,所以,为什么要去分析两者都知道的这种乐事呢?我主要为艺术家写作,为艺术家同行和艺术追随者写作。然而,我从未在文学课上对学生恰当地解释如何阅读——事实是,你不用心灵去读一部艺术作品(心灵是一个相当愚蠢的读者),也不单单用大脑去阅读,而是用你的大脑和脊椎去阅读。“女士们先生们,脊椎感到的震颤真实地告诉你,什么是作者所感受的以及希望你去感受的。”我好奇地想,我是否会再次用幸福的双手去丈量讲台的宽度,面对一群充满同情的大学生再次把头埋到笔记本里。

某个批评家在他的书评中分析您的写作特点,说您具有优秀的创造性智慧,但“并不具有充分的概括性理智”,说您是一个“绝对怀疑理念的艺术家”。对此您有什么反应?

出于同样严肃的态度,某些坏脾气的鳞翅目昆虫学家也抨击我论述蝴蝶分类的文章,指责我对亚种和亚属比对属和科更有兴趣。我料想这种态度是精神气质的事情。品位一般或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难以摆脱这种诡秘的感觉;一部作品要成就伟大,必得涉及伟大的思想。哦,我知道那类人,枯燥乏味的人!他喜欢添加了社会评论的故事情节;他喜欢在作者的思想中辨认他自己的思想和痛苦;他希望书中至少有一个人物是作者的傀儡。如果是美国人,他便流着马克思主义者的血,而如果是英国人,他就有着敏锐而又荒谬的阶级意识;他认为写作中处理思想比处理词语更容易;他没有意识到:他在一个特定的作家身上找不到一般的观念,也许是因为那个作家特定的观念还没有成为一般。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认为是世界上的一个伟大作家,他处理的主题,就其范围和意义两方面来说,都被认为具有普遍性而为广大读者接受。而您却把他形容为“一个廉价的煽情作家,既笨拙又粗俗”。为什么?

非俄语读者意识不到两件事情:并非所有的俄国人都像美国人一样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多数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人崇敬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先知、一个哗众取宠的记者、一个毛躁的滑稽演员。我承认,他作品的一些场景、一些精彩和滑稽的争吵写得很有趣。但他的神经质的凶手和凄婉的妓女让人受不了——反正本读者受不了。

您称海明威和康拉德是“给孩子写书的作家”,这是真的吗?

确切地说他们就是这样的作家。海明威当然要优于另一位,他至少有自己的声音,就他那篇令人愉快,也具有很高艺术性的短篇小说《杀手》来说,他是一个可信任的作者。在那篇久负盛名的写鱼的作品中,他对那条彩虹色大鱼和有节奏的撒尿的描写极为出色。但我无法容忍康拉德的纪念品商店风格、瓶装船及贝壳项链这些浪漫派的老一套。在这两位作家身上,我借鉴不到什么。在智力和情感方面,他们纯属幼稚,另一些宝贝作家也是这样,是公共休息室的宠儿、大学生的慰藉和支撑,如——但有些作家还健在,我不愿去伤害活着的老男孩,而死去的几个还没被埋葬。

您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读些什么?

在十到十五岁期间,在圣彼得堡,我读的小说和诗歌——英语、俄语和法语的——肯定比我一生中其他任何五年读的都要多。我尤其喜欢威尔斯、坡、勃朗宁、济慈、福楼拜、魏尔伦、兰波、契诃夫、托尔斯泰和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作品。在另一层面上,我的英雄是红花侠(12)、菲利亚斯·福格(13)、夏洛克·福尔摩斯。换句话说,我是一个家中拥有丰富藏书、能用三种语言阅读的很正常的男孩。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在西欧,二十至四十岁之间,我喜欢的作家是霍斯曼、鲁伯特·布鲁克、诺曼·道格拉斯、柏格森、乔伊斯、普鲁斯特和普希金。在这些我最喜欢的作家中,有几个——坡、儒勒·凡尔纳、埃穆什考·欧尔齐、柯南·道尔和鲁伯特·布鲁克——失去了对我曾有过的魅力和刺激。其他作家风采依然,在今天看来,就我个人而言,他们可能是不朽的。在20年代、30年代,我从未像我的许多同龄人那样,接触算不上一流的艾略特和肯定是二流的庞德的诗歌。1945年前后,他们已不再时尚,我读了他们的诗,那是在一个美国朋友家中的客房里,我不仅仍然对他们无动于衷,而且不理解为什么该为他们操心。但我想,对那些先于我发现他们的读者来说,他们的诗歌保存了某种情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