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 （1964）（第7/11页）

不，请接着说。

第二个方面是，自年轻时代起——我十九岁离开俄国——我的政治信念就如同一块花岗岩一样，无可改变。还是传统的老一套：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艺术自由。我很少关注理想国家的社会或经济结构。我的愿望不过分。政府首脑的肖像不超过一张邮票的尺寸。没有酷刑，没有处决。没有音乐，除了来自耳机或在剧场演奏。

为什么没有音乐？

我没有听音乐的耳朵，这是我很苦恼的一个缺憾。当我出席一场音乐会时——大约五年中有一次——我努力跟随音乐的进展和不同乐调之间的关系，但过不了几分钟，我就跟不上了。视觉印象、手在上了漆的乐器上照出的影子、一个在小提琴上不断晃动的秃脑袋，这些取代了音乐，不久，我就被音乐家的演奏弄得不胜其烦。我的音乐知识少得可怜；我有一个特殊理由为我音乐方面的无知无能感到悲哀和不公平：家里有一位了不起的歌唱家——我自己的儿子。他的音乐天赋、极为美妙的男低音，还有职业上的美好前景——所有这些都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音乐家谈论他们的专业时，我感觉就像一个傻瓜。我完全意识到在艺术形式上，音乐和文学之间有诸多相似，尤其是结构方面，但如果耳朵和大脑拒绝合作，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在国际象棋中找到了音乐的一个奇怪替代品——确切地说，是在象棋的棋题中。

另一个替代品，当然是您自己的有乐感的散文和诗歌。作为能娴熟地用多种语言写作的少数作家之一，您怎样把握俄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您用起来同样得心应手）之间的文本差异呢？

仅仅从词语的数量上说，英语要比俄语丰富得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名词和形容词。俄语的一个很困扰人的特点是：专业术语的不足、粗略和笨拙。举个例子，一个简单的用语“泊车”——如果从俄语翻过来——就是“让一辆车长时间停着”。俄语，至少是俄语的礼貌用语，要比英语更正规。这样，俄语中表示“性的”词——polovoy——就有些不雅，不能随意使用。在英语交谈中经常表达，也非常熟悉的一些解剖学和生物学用语，运用到俄语中就会产生不同的意思。从另一方面说，要传达运动、姿势和情绪的某种细微差别，俄语更胜一筹。这样，通过改变一个动词的词头（有十多个前缀可供选择），就能让俄语在表现持续和强度方面的差异时极为细腻。就句法而言，英语是一种很灵活的语言，但俄语则具有更微妙的迂回和曲折。将俄语译成英语要比将英语译成俄语更容易一些，比将英语译成法语容易得多。

您说过不会再用俄语写小说了，为什么？

在伟大的、至今仍被埋没的俄国知识分子流放者时代——大致在1920年至1940年之间——那些由俄国侨民用俄语写作、由国外侨民公司出版的作品大多由急切的侨民读者购买和借阅，但在苏俄却完全被禁——现在仍然被禁（除了少数几个已故作家，如库普林、布宁，他们受到严格审查的书最近重印了），不论是什么主题的小说或诗歌。一部侨民小说，在巴黎出版，在欧洲所有的自由国家销售，在那些年里，一部这样的小说也许会卖出一千或二千册——那就是一部畅销书了——但每一本书至少会有二十个人传阅，如果俄文外借图书馆收藏的话，那每年至少会有五十个人读过，而这样的图书馆仅西欧就有几百个。这一侨民时代可说在二战期间结束了。老作家去世了，俄国出版商也消失了，而最糟糕的是，流放者文化的整体氛围，连同它的光彩、活力、纯净和影响力，都日趋萎缩，只剩下几份软弱、狭隘的俄语期刊了。现在拿我自己来说，问题并不是在经济方面，我的俄语作品每年只给我带来几百美元收入，我置身于象牙塔内，我的写作只取悦于唯一的读者——我的自我。但一个人需要某种回应，即使不是响应，他的自我需要在一国或多国适度地增殖；如果一个人的书桌周边空无一物，那他至少期待这是一种有声的空，而不是处在一间软壁病房之内。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俄国的兴趣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对曾经令我心神不安的想法无动于衷：只要我对这个警察国家和政治压迫的轻蔑足以打消任何一点回国的念头，我的作品就仍然会在那儿遭禁。是的，我不会再用俄语写小说了，虽然我也偶尔写几首俄语短诗。二十五年前我写了最后一部俄语小说。而今天，作为补偿，为对我的美国小缪斯公正起见，我正在做一点别的事。但也许我不便早早就来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