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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哆嗦着两腿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暗暗好奇地看着我。

“是的，”我说，“我伤心了。”我停了一会儿，歇了歇，然后集中起我所有的力气再次开口道：

“但我并不因为我是侏儒而伤心。我真正伤心的是，人们已经坏到了连一个五十五岁的侏儒都要嘲弄。”

没有人说话。玩牌的人大概也听到了。我看了看奈夫扎特，他也看着我。他听明白了吗?两个年轻人低头看着地，大概多少有些羞愧了。我有点头晕，电视机也在“呜呜”作响。

“没教养的！”杰米尔再次空白无力地骂道。

“哎，别走呀，雷吉普，”杰米尔说，“上哪儿去？”

我没回答。摇摇晃晃地迈了几小步，把咖啡馆明亮的灯光抛在了身后。我又来到了外面，走进了凉爽、黑暗的夜里。

我实在走不成路，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又迈出几步，然后坐在防波堤边上的一个缆柱上。我深吸几口清新的空气，心还是怦怦跳得很快。怎么办呢?远处，娱乐场所和饭店的灯光闪耀着；树上挂着彩灯，灯光下，人们在那儿聊天、吃饭。我的主啊!

咖啡馆的门开了，我听到了杰米尔的喊叫声。

“雷吉普，雷吉普!你在哪儿？”

我没吭声。他没看到我，走了进去。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开往安卡拉的火车的轰鸣声，站了起来。应该有九点十分了，我这样想道：难道所有那些不都是些字，不都是些很容易就会烟消云散的东西吗?心里多少有些舒坦了，但我还不想回家，却又没别的事可干：我要去看电影。我身上的汗落了，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好多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向前走去。

这不，咖啡馆被我抛在了身后，我想他们甚至都已经把我和那些字忘记了，我想电视机应该还在呜呜作响，杰米尔没有赶他们走的话，我想那两个年轻人应该在重新寻找可以调侃的人。我又来到了街头，人很多，他们吃完了饭，在再次坐下看电视之前，在坐进娱乐场所之前，散散步，消化消化。女人们，傍晚刚从伊斯坦布尔回来的丈夫们和吃着什么东西的孩子们，他们吃着冰激凌，交谈着，相互打着招呼，又看到了别的熟人，就又互相打招呼。我走过饭店门前，伊斯玛依尔已经不在了。也许他已经卖完了手里的彩票，正在爬回家的坡。如果我不去看电影，而去他家，我们就可以聊一聊。但都是相同的一些话。

大街上人越来越多。等在卖冰激凌的人跟前的汽车、并肩走着的三三两两的人群把路都堵住了。我的领带和夹克都穿戴得好好的，但我受不了这么多的人，我拐进了一条小街道。电视机的蓝光照着狭窄的街道，街道上停了不少车，孩子们就在这车子之间玩着捉迷藏。小时候我总以为自己玩这游戏能玩得很好，但那时候我没有勇气加入到伊斯玛依尔等人当中去。但要是我玩的话，藏得最好的肯定就是我，也许我会藏在这儿，藏在我母亲说发生过瘟疫的那个驿站的废墟里。再比如说，如果是在乡下，我就会藏在马厩里，如果我再也不出来，看他们还能调侃谁。但我母亲会找我，她会问，伊斯玛依尔，你大哥在哪儿，伊斯玛依尔则会吸吸鼻涕，说，我怎么知道。而在这期间，我可以听他们说话，在心里暗暗地说，妈妈，我可以独自一个人生活，而只有母亲才会在背地里伤心地哭泣，这时，我就会说，好了，好了，我出来了，看，我就在这儿，妈妈，我不再藏了，而母亲也会问，你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儿子，我想也许她是对的，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去藏起来呢?我一下子全忘了。

当我快步穿过大道时，我看到了他们——瑟特克先生，他长大成人了，结了婚，身边跟着他的妻子，甚至还有他那个头跟我一样高的孩子。他认出了我，笑了笑，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