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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同一时间看着电视吃饭，这么想有些怪怪的!我在小街上转悠着。一辆车停在了一条小街的街口，街口正向着一个小广场。车里下来了一位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男人，看上去很疲惫，手里拎着包，走进了家。他看上去还有一脸的担忧，似乎是因为没能及时赶上边看电视边吃的那顿饭。当我再次来到岸边的时候，我听到了伊斯玛依尔的声音。

“彩票，还剩下六天了。”

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吱声。他在饭店的餐桌间来回穿梭着，不时地低头问顾客。后来，有一张桌上的客人叫住了他，他弯下腰，把一捆彩票递给了一位穿着白衣服、束着头发的姑娘。姑娘慎重地挑选着，她父母面露微笑，十分满意。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们。要是我出声叫他，要是伊斯玛依尔看到了我，他会瘸着腿快步走过来。他会说：大哥，你为啥老不来我们家。而我则会说：你们家太远了，伊斯玛依尔，而且还在坡上。他会说：是的，你说得对，当初多昂先生把那些钱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不是在坡上而是在这儿买了地，大哥，哎，那时候如果我不是因为离火车站近而在那儿买了地，而是在岸边买了地的话，那我现在就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是的，是的，总是相同的话。他那漂亮的妻子则会静静地看着。我为啥要去呢?但有时我想去，在找不到一个人说话的冬夜里我想去，但总是那些相同的话。

岸边的各娱乐场所空空的，电视都开着。卖茶水的把几百只空茶杯整齐地摆放在了一起，这些杯子干干净净，在耀眼的灯光下闪着光。他们在等着新闻的结束，等着人群拥向街头。猫都缩在了桌子底下。我继续往前走去。

舢板都停泊在防波堤内。又小又脏的沙滩上一个人也没有。冲上岸的干瘪了的海藻、各种各样的瓶子、各种各样的塑料袋……有人说船夫伊卜拉欣的家要被扒掉，说是要建咖啡馆。一看到咖啡馆明亮的玻璃，我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也许会有人，会有玩牌的人，我们可以聊一聊。他会问，你好吗，我会说一说，他则听着；哎，你怎么样，他会说一说，我也会听着——为了压倒电视的声音和其他的吵闹声，我们会相互大声喊着聊，这就是朋友。也许我们还会一块儿去看电影。

但我一走进咖啡馆就感到很扫兴，因为那两个年轻人又在那里。你看，他们一见到我，立刻就显得很高兴，对视一眼笑了起来，但我没看到你们，我在看表，我在找一个朋友。那儿，左边，奈夫扎特就坐在那儿，在看他们玩牌。我走到他身边，爬上凳子坐了下来。我很高兴，转向奈夫扎特笑了笑。

“你好，”我说，“你好吗？”

他没说什么。

我看了会儿电视，新闻就快播完了。之后我看了看出的牌，看了看正在看玩牌的奈夫扎特，我等他们打完这一把。这一把结束了，可他们没和我说话，而是相互间交谈着，笑着。接着他们又开始了，又沉浸在了牌局中，又结束了一把。当又开始发牌的时候，为了说些什么，我说道：

“奈夫扎特，今早你给的奶很好。”

他点了点头，眼睛都没离开牌。

“你知道吗，油奶要好一些。”

他又点了点头。我看了看表，还差五分钟九点。接着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我太专注于电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那两个年轻人在咯咯地笑。看到他们手里的报纸，我害怕地想道：天啊，我的主，难道又有照片了吗?因为他们看看我，又看看报纸，丑恶地笑着。别生气，雷吉普!但后来我又想：报纸上有时会登照片；他们是很无情的；他们还会在照片下面登荒谬的文章，就像他们在登出裸女和动物园里正在生崽的熊的照片时写的文章一样。我突然转向奈夫扎特，想也没想就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