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的肉身（第19/46页）

要找到这些答案需要付出很多代价。我有一个四十二岁的憎恨我的儿子。我们不需要涉及这个问题。关键是暴民们没有冲进来打开我的牢门。行为乖戾的暴民们就在这里，事已至此，我不得不自己打开牢门。因为我也是个温和并且天生固执的人，即使在我刚刚结婚那会儿，我也偷偷溜出去与随便什么人发生性关系。那种六十年代的解脱一开始我就想到了，但是开始时，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像共同认可之类的东西，并没有将你卷起并带走的社会洪流存在。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障碍，其中有一个人的文明本质，有一个人的乡下出身，有一个人接受的严格的上流社会观念的教育：做人不能胡来一气。我的成长和受教育轨迹骗我从事我难以忍受的家庭使命。有家室的人，尽责，已婚且有小孩——接着革命开始了。事情败露，这些女孩子都围着我转，我该怎么办呢？继续婚姻生活、与人通奸及思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你人生的必由之路？

我没有找到我的人生之路，因为我出生在森林里，由野兽抚养长大，因此自由是必然的。我并非天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我也缺乏公开地干我想干的事的权力。坐在你对面的这个男人不是在一九五六年结婚的那个男人。要获得一种有关一个人人生自主范围的自信想法，你所需要的建议无处可寻，至少在我的小世界里找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九五六年结婚生子即便对于我来说也是必须要做的自然之事。

在我长大成人的岁月里，人们在性王国里还不是自由民。人们是从二楼窗口进屋的窃贼。人们是性王国里的窃贼。你“逮住”了一种感觉。你偷走了性。你勾引、你乞求、你奉承、你坚决要求——一切性都必须得努力才能得到，要违背女孩子的价值观念，假如不是违背她的意志的话。这一系列的规则是你得把你的意志强加在她身上。这就是人们教育她该怎样保持贞操的奇迹。认为一个普通女孩应该无需没完没了的强求就主动地打破常规并发生性行为的想法说不定会把我弄糊涂的。因为两性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认为自己与生俱来就有纵欲的权利。不得而知。如果她为你所倾倒，她或许会同意你对她实施手淫的——即用你的手作为插入之物——但是认为有人无需经过心理围攻，锲而不舍的、偏执狂般的韧劲和劝诫就会同意一切，那是绝不可能的。当然，除了凭借超人的毅力外，没有办法可以对她实施口交。我在大学四年里有过一次口交。那是你可以做的一切。在卡茨基尔山的小乡镇，我们家开了一家度假旅馆，而四十年代我已经成人，要在这里发生两厢情愿的性关系，除了和妓女便是和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与你在一起而且人人都认为你将和她结婚的女孩。而在那里你付出了代价，因为通常情况下你确实与她结了婚。

我的父母？他们是父母。说真的，我受到的教育是情绪化的。我父亲在我母亲的催促下最终不得不和我讨论性问题时，我已经十六岁，时在一九四六年，他那不知道该跟我说些什么的样子让我感到厌恶，这个彬彬有礼的人一八九八年出生在下东区的一套租用公房里。他主要想告诉我的是那个时代和蔼可亲的犹太父亲通常说的一番话：“你是一个桃子，你是一枚李子，你会毁了你的一生……”当然，他不知道我已经从镇上一个人人都可以上的放荡女孩身上染上了花柳病。在那遥远的过去，父母们能做的也就如此而已。

瞧，异性恋的男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就像牧师步入教堂一样：他们都是发誓要禁欲，只是似乎要过了三年、四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知道禁欲是什么。普通婚姻的本质对于一名男性异性恋者来说——考虑男性异性恋者的性优势——其令人窒息的程度不亚于男同性恋者或女同性恋者。尽管现在甚至连同性恋者也想结婚。教堂婚礼。二三百人到场见证。他们等着瞧那首先使他们成为同性恋者的性欲接着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希望从那些家伙身上知道更多的东西，但是最终表明他们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尽管我怀疑这与艾滋病有关。“避孕套的兴衰”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性故事。避孕套重新出现。和避孕套一起回归的还有在六十年代被压制的一切。戴着套子做爱与不戴套子做爱，男人会更喜爱哪一种呢？这对他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化器官要争取获得性器官那样的优势的原因了。迫切需要黏膜。为了避免使用避孕套，他们不得不找一个固定的伴侣，所以他们就结婚了。同性恋者是好战的：他们想结婚并且他们公开地想参军入伍。我所憎恨的两件事。因为同样的理由：这两者都有严格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