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堡（第4/5页）

但我却想谈谈这种友谊：我是它的见证人。

我们曾开玩笑地说，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副专为女人们预备的第二嗓音。他当着我的面只同一个男人用这种极为柔和温存的第二嗓音谈过话——这个男人就是帕斯捷尔纳克。我记得，1921年3月在出版界之家举行过一次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文学晚会，他亲自朗诵，后来年轻的女演员B·B·阿列克谢耶娃，梅斯希耶娃也朗读了他的诗作。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人竟胆敢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指出缺点”。当时马雅可夫斯基便挺身而出，开始振振有辞地称赞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他用狂热的爱来保护他。

帕斯捷尔纳克在《通行许可证》（1930年)里谈到战争前夜、战争期间以及革命后最初几年里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我已被马雅可夫斯基弄得神魂颠倒”，“我盲目崇拜他”，“马雅可夫斯基是诗的命运的顶峰”，“当我第一次像同一个陌生人那样同我爱戴的人谈话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高兴”(在一次小小的争执之后），“我以加倍的力量感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存在。他一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生气蓬勃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小小的争执经常发生，而且十分激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有时也对我谈起那些争执。我保存了一部《现代人》的汇编(1922)，上面有帕斯捷尔纳克如下一行题字：“谨以感激和喜悦之情赠给我的朋友和战友，因为对《胡列尼托》的赞美把罕能取得一致并经常分道扬镳的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及其他朋友和战友都团结在一起了。”

在一次小小的争执之后，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在柏林相逢；二人的和解就同决裂一样激烈。我同他们盘桓了一整天：我们去咖啡馆，后来去进午餐，完了又去咖啡馆。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朗读自己的诗作。晚上，去艺术宫演说，回到帕斯捷尔纳克寓所以后，他朗读了《脊柱横笛》。

此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但是到1926年，马雅可夫斯基在援引帕斯捷尔纳克的四行诗“那一天把你从头到脚……”的时候也还称他是“天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时曾写道我就像我盼望已久地那样嚎啕痛哭起来。”

为什么帕斯捷尔纳克在回顾自己的已往时，企图把许多东西都一笔勾销呢？也许这是一种对自己不满的表现？我不得而知。我认为，他晚年的诗同《生活是我的姊妹》有密切联系，而他想必是感觉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不久以前我在《神灵报》上读到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给他的作品的法文译者之一写的一封信。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企图阻止这位译者发表他的某些旧作的译文。据说别人跟他谈起他的旧作时，他总是要对方相信，他先前所写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他在不久之前脱稿的那部唯一站得住脚的作品的练习和准备，那部作品就是《日瓦戈医生》。

读了《日瓦戈医生》的手稿以后，我感到伤心。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写道：“不善于发现并道出真理，这是用任何善于撒谎的本领也掩饰不住的一个缺陷。”小说中有一些极为出色的篇章——描写自然景色和爱情的篇章；然而作者却用了过多的篇幅去描绘他不曾目睹、不曾耳闻的事物。书中还附了一些绝妙的诗，它们似乎着重指出了散文在精神上的错误。

先前我从来也没能说服国外的诗歌评论家相信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大诗人。（当然，这不包括某些懂俄文的大诗人：里尔克 早在1926年就曾热情洋溢地谈到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他所获得的声誉来自另一个途径。他曾写道：

在任何人都来去过的城郊，　

巡逻兵，你曾不无目的地向我耳语……

我也有点儿像……我迷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