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堡（第2/5页）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常用感叹词说话。他有一首叫做《初访乌拉尔》的诗；这首诗宛若兴高采烈的牛叫。他的早期诗歌的力量就是最初的生活经验。当时绝没有人认为他是隐士，他渴望跟人们来往，心情愉快，连他在那几年所写的诗也是愉快的。我之所以觉得他很幸福，不仅是由于他具有天赋的巨大诗才，还因为他善于以日常生活琐事为题材创作崇高的诗歌。当时我们大家都被象征派所滥用的那些过于响亮的词汇弄得作呕不止：“永恒”，“无穷”，“无际”，“易朽的”，“脆弱的”，“边缘”，“命运”，“劫数”。帕斯捷尔纳克曾写道：

对于他爱过的一个女人，他曾这样说：

认为你不贞洁——那可是罪过：

你带着一把椅子进来，

从书架上取得了我的生命，

还吹去了尘埃。　

他给自己的一本书取名为《生活是我的姊妹》，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仅有别于老一辈的象征派诗人，也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同辈，他跟生活相处得很和睦。他的诗作的现实主义同文学的纲领无关(帕斯捷尔纳克说过多次，形形色色的流派他一概不懂），而是诗人的天性使然。帕斯捷尔纳克曾在1922年写道：“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这是获得了一次成功便永远成功的唯一构思。它每时每刻都在顺利地发展。它依然是真实的，深邃的，不断地吸引着人们。它在翌日清晨也不会使你失望。对于一个诗人说来，它不仅是模特儿和模型，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还是一个榜样。”

不久以前有一个青年曾对我说，帕斯捷尔纳克大概是一个阴沉、孤僻、而且十分不幸的人。但我在1921年却对帕斯捷尔纳克作过这样的描写：“他生气勃勃，身体健康，而且具有现代人气质。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秋天、日落及其他赏心目悦目却能令人宽慰的东西。”一年以后，维·鲍·什克洛夫斯基在柏林遇到帕斯捷尔纳克后写道：“一个幸福的人。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愤世嫉俗。他应该作为一个可爱的、被人溺爱的、伟大的人度过自己的一生。”

马雅可夫斯基和奥·布里克在1923年表达了（用时代的行话)艺术家们的探索：“马雅可夫斯基。将复调音乐节拍的经验运用到囊括广泛的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的长诗中去。”“帕斯捷尔纳克。把多动作的句法运用到革命的课题上。”

凡此种种都会使那些直到1958年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的外国读者感到诧异。他们所想象的是一个同历史决斗的倒霉的人。实际上帕斯捷尔纳克是幸福的，他之所以生活在社会之外，不是因为现实社会不合他的口味，而是因为尽管他很容易和人接近，甚至和别人在一起还很愉快，但他只知道一个交谈者：他自己。

1918年末，他赞颂克里姆林宫：

威严的它，通过尚未过去的一年，

拼命地向1919年疾驰。　

……　

我在海外预测到这些坏天气，

这尚未来临一年

将把筋疲力竭的我　

重新培育。

(当时帕斯捷尔纳克并不了解，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会认真地把他“重新培育”。）

后来，在1930年，当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以后，他写道：“……我们的国家，我们那正在往时代里冲闯、并永远为时代所接受的史无前例、令人难堪的国家。”他谈到了这个国家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血肉联系。他在1944年也写过一些关于这个“正在往时代里冲闯的”国家的热情洋溢的诗句。他站在一旁赞扬：每一个诗人，甚至最大的诗人，都不仅有一块天花板，而且还有四堵墙壁；社会处于帕斯捷尔纳克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四壁之外。

什克洛夫斯基有一点是错了，他曾写道：“这个幸福的大人物在身穿大衣、站在‘出版界之家’小吃部柜台旁嚼着夹肉面包的人们中间感到了历史的重量。”帕斯捷尔纳克能理解大自然、爱情、歌德、莎士比亚、音乐、德国古典哲学、威尼斯的秀丽景色，能理解自己，有时也能理解某些接近他的人，但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历史；他听得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听得见心脏的跳动、青草生长，却听不见时代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