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第3/4页）

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作家不应该为准确地区分肉感与美感而烦恼，这样未免太荒谬愚蠢。我只能赞赏却无法仿效那些为杂志封面拍摄年轻貌美的哺乳动物的人，他们的处理准确之极，可以把普通的领口开得低到足以让一个情场老手会心暗笑，同时又高得不至让一个邮电局长 皱眉摇头。我假定存在这样的读者，他们在下流的墙壁文字中寻找乐趣，这些文字皆出自泛滥成灾的庸俗小说，而这些小说不仅被那些紧张忙碌的凡夫俗子们举手称誉，而且被御用文人们评为“有力”与“健全”很多高雅体面的人会说《洛莉塔》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学到任何东西u但我既不是那种说教小说的读者，也不是它们的作者，除了约翰·雷的那些断言之外，《洛莉塔》并不包含任何道德教训。对我而言，写小说的唯一目的就是借此提供给我那种被我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审美狂喜的东西。这是一种与其他艺术范畴内的存在状态（好奇、温柔、善良、迷醉）或多或少相互关联的感觉，这样的书并不很多。剩下的要么是能触及时事的劣等货，要么是所谓“理想文学”。这些反映现实的次品常常被束之高阁，精心相传，世代流芳。终于有一天，人们携锤带斧把这些巴尔扎克、高尔基、托马斯·曼都统统砸烂。

另一些读者指控《洛莉塔》为反美小说，这比那种所谓道德败坏的愚蠢谴责更让我痛苦得多。出于对层次和环境的考虑（一块郊外草地、一片山影），我造出了--系列北美的背景。我需要某些引人入胜的场面。没什么东西比低级庸俗的粗话更引人入胜了，对这些低级庸俗的粗语，欧洲人和美洲人——一个来自芝加哥的无产者，也可以是一个有产者（一种福楼拜式的感觉）乃至一个公爵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选择了美国的汽车旅馆而非瑞士的旅店或英国的客栈仅仅因为我想成为一名美国作家，并要求享有其他美国作家具有的同等权利。此外，我创造的汉勃特是一个外国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除了对宁芙的态度之外，我与他在许多方面并不—致。我那些俄国读者都知道，我笔下的旧世界——俄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和我这新的世界一样奇异诡谲、独特异常。

为避免我在此番陈述中表现出任何恶意的嫌疑，我必须及时补充说明，除了带着“他为什么非要写这么一本书？”或“我为什么要读这疯子的作品？”的心情去读《洛莉塔》的打印稿或者奥林匹亚版的那些任人哄骗的读者之外，还有许多聪明睿智、情感丰富、忠诚可靠的人们理解了我的书，而且比我在这里所能解释的还要好得多。

我敢说，每一个严肃作家都把他出版的这本或那本书作为一个永恒慰藉的存在。它的导向之火在底层平稳地燃烧着，只需在人们隐秘的恒温状态里轻轻一触，即刻就会在习以为常的温和中产生一阵小小的平静的爆发。这种慰藉的存在，这种在可以理解的疏远隔阂中本书所燃放的光辉乃是最友好的感情。书与预想的轮廓与色彩越协调一致，它燃放的光辉就越灿烂辉煌。尽管如此，书中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场面与情景比其他部分更能使人热切地回忆与温情地享受。在我经历了一九五四年冬天的诸多考验后我没再重读过《洛莉塔》，但现在我发现，它如同一个可爱的存在一直安详地徘徊在我身边，就像人们熟悉的夏日里那雾霾遮掩的光明一样。每当我想到《洛莉塔》，我好像总是记起了那些特别愉悦的画面，比如塔克索维奇先生，拉姆斯戴尔中学的同学录，夏洛特轻声说“是防水表”，洛莉塔动作缓慢地走向汉勃特赠予的礼物，装饰加斯顿·戈丁那间颇有风格的阁楼的那些图片，卡斯比姆的理发师（他花了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洛莉塔打网球，艾尔芬斯通的那家医院，那个苍白、可爱、腆着肚子、不可救药的多莉·席勒在格雷斯达奄奄一息（格雷斯达乃是书中的死亡之城），山谷小城传向山中小径的丁当声……。这一切正是小说的筋腱。这些神秘的要点和潜在的对应构成了本书情节结构的关节尽管我非常清楚地明了这些画面将被蜻蜓点水般地掠过，或者未被注意，甚至干脆没被读及。因为这些人在读书伊始时就有这样的印象，书中的内容大抵是什么《快乐女人的传记》或《绅士的热恋》之类。的确，我的小说中包含着对一个走火入魔的堕落者的生理冲动的种种暗示，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是孩子，不是大字不识的幼稚的违法少年，也不是英国公学里的那些小伙子，他们在玩了一夜的同性恋游戏之后不得不忍受着阅读古典作家被删削的译本中那些自相矛盾的奇闻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