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素（第4/5页）

除了对英国的热爱和对俄国的仇恨，政治与他几乎无关。他所感兴趣的是面对大自然的冷漠、人们常有的敌意、以及受内心中将人引向毁灭的善与恶两种感情的搏斗所支配的单个人的灵魂。孤独的悲剧占据了他的思想和感情中的一大部分。他的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是《台风》。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思想单纯的船长以不可动摇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使他的船战胜了台风。暴风过去之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讲述战胜台风的经过。在他的叙述中，他个人的作用被他说得极为简单。当然，他只是履行了船长的职责，就像每个人都会期待的那样。然而，通过他的叙述，读者了解了他所做的、所承受的、乃至所忍耐的一切。在他把信发出之前，船上的管事偷偷地读了这封信，此外就再也没有人读过它了，因为船长的妻子觉得它枯燥无味，还没有读就把它扔掉了。

占据康拉德想象力最多的两件事似乎是孤独和对陌生事物的恐惧。《群岛流放者》 和《黑暗的中心》相似，也是关于对陌生事物的恐惧的。这两个故事在名为《艾米·福斯特》的极为动人的短篇小说中联系起来。在这个故事中，一个斯拉夫南部的农民乘船去美国，轮船失事后，他成了唯一的幸存者，流落到肯特郡一个村庄里。全村居民都害怕他、虐待他，只有那个又呆又笨、相貌平平的姑娘艾米·福斯特为饿着肚子的他送面包，并且后来同他结了婚。然而，当她的丈夫发烧、用母语说话时，就连她也被他身上的陌生气质所吓倒，她抱走他们的孩子，抛弃了他。他孤零零地在绝望中死去。我有时曾猜测：康拉德在英国人中间曾经感受到多少这个人的孤独感，又是怎样以坚定的意志力克制了这种感觉的。

康拉德的观点一点也不时髦。现代世界存在两种哲学，一种源于卢梭，将纪律视为不必要的东西抛到一旁，另一种则认为极权主义是其最充分的表现形式，这种哲学认为，从本质上讲，纪律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的。康拉德追随古老的传统，即纪律应该来自内部。他鄙视无纪律，但也憎恨纯粹来自外部的纪律。

我发现，在所有这些观点上，我和他极为一致。就在我们首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越谈越亲近。我们好像穿过一层层的表象，直至逐渐到达了热情的中心。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感受。我们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半是吃惊、半是陶醉地突然发现，我们两人同处在这样一个领域里。这种感情就像热恋一样强烈，而同时又是无所不包的。我在迷惑中离去，在日常事物中几乎找不到该走的路了。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在战后、以及我于1921年从中国回国之前，我始终没有见到他。同年，当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我对康拉德提出了一个愿望，这几乎等于请他当我儿子的教父，尽管是未举行正式仪式的。我在给康拉德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得到允许，给我的儿子取名为约翰·康拉德。我的父亲叫约翰，我的祖父叫约翰，我的曾祖父也叫约翰，而康拉德则是一个我认为颇有价值的名字。”他接受了这个身份，并正式地送给我的儿子一个圣餐杯，这是在这种场合通常要送的礼物。

由于我长年住在康沃尔，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所以我不常见到他。可是我收到一些他写来的极好的信件，尤其是那封关于我写中国的那本书的信，他写道：“我一向喜欢中国人，甚至包括那些在昌德班 的一家私人宅第的院子里企图杀死我（和其他数人）的人，以及一天夜里在曼谷偷走我的全部钱财的那个家伙（但不特别喜爱），他把我的衣服刷净叠好，以备我第二天早上穿，然后就消失在暹罗国 的深处了。我还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那里接受到善意的款待。除此之外，我还在一个旅馆的阳台上，和曾大人的一位秘书有过一个晚上的长谈，并且马马虎虎地研读过一首题为‘不信教的中国人’的诗，这些是我关于中国人的全部知识。但是，在读了你就中国问题所谈的极为有趣的观点之后，我对他们的国家前途抱有悲观的看法。”他继续说，我对中国的未来的看法“使人极为沮丧”，他说由于我把希望寄托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之上，事情就愈加令人沮丧。他解释说：“我不能把这类事物与任何确切的意义联系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能够在任何人的书中或谈话里，发现足以说服我——哪怕只是一会儿功夫——的观点，使我放弃对统治着这个居住着人类的世界的宿命论观念”。他还说，人类尽管能够飞行了，可“他不能像雄鹰那样飞翔，却飞得像一只甲虫。你一定注意过甲虫的飞翔是多么丑陋、可笑和愚蠢”。我感到，比起我在对中国的乐观结局上的那些一厢情愿的希望中所表现的，他的这些悲观主义的言词体现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智慧。必须说一句，迄今为止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