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裳（第3/5页）

思庵先生古人之狷者也。其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非其人必不受也。余削籍归田，生计日迫，然犹有书画数箧、墓庐一区，仰愧先生多矣。龢记。

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卷末有味闲居士婆者，先生长子也。

庚子六月，北方有警，讹言纷然，回望神京，魂神飞越。此岂吾读书时耶？然舍读书又何为也。嗟乎，嗟乎！以庸流参大计，以华士谈诗书，以沾沾格律绳古仙之奇作，同一憾事！是月望，松禅。

自十六以后，无雨。几于流金烁石矣。余假箓卿侄舍以居，书室如斗，蚊雷轰然，临圈点毕，因记。六月廿九日。

在这十册书中，翁同龢用紫笔过录了严思庵的全部圈批，还在每一卷尾过录了有时长达数百千字的跋语，一色小行楷，这是翁氏晚年书法极好的代表作品。在这一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几段题跋中透露出来他的内心活动。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人所共知的“帝党”。康有为就是经他的保荐得到重用的。一般都把他看做戊戌政变的重要人物。其实他在四月二十七日就被罢斥了，而变法的诏书是五月初一日才颁布的。翁罢相后并未出京，在西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杀了六君子以后，才来追究他保荐康有为的罪案，终于被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懿旨”中并有“毋许滋生事端”字样。据马叙伦记，“常熟循故事，月具文投地方官云，‘具禀奉旨驱逐回籍严加管束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禀知：本月同标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皆亲笔”（《石屋余渖》）。这大约就是“四人帮”横行时“思想汇报”之类花样的先河，不过比起清朝故事来，后者可是要严厉、紧张得多了。翁同龢幸而早生七十年，不但可以虚应故事地交差，还敢在旧书上白纸黑字大发牢骚，看样子他是并不担心抄家或追查“黑材料”的。翁同龢在乡下读苏东坡诗集时，正好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1900）。他虽久已退归林下，可是还念念不忘“神京”，并痛骂“参大计”的“庸流”（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自我批判），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自己是否就不是“庸流”，在当时却是有争论的。他的同乡曾孟朴就在《孽海花》里为他绘制了大体上颇为传神的画像。他和李鸿章是政敌，甲午之役，他是主战派的首领，与主和的李鸿章是对立的。不过他也并非什么值得佩服的政治家，并没有什么远见。充其量不过是平庸的“状元宰相”而已，不只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也是将派别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物。这在同时人的评论中是可以找到不少记录的。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那些题跋，依旧不失为有意义的文献。他的关心国事，自然也是不错的。

与翁同龢同时或少后，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题跋作者。如沈曾植，收入《海日楼题跋》中的藏书题跋，大半论及版本源流，应该归入学术性一类，不过他的文字写得好，有一些是可读的散文。他是“遗老”，文章中带有浓烈的遗老气与寒酸气，有时十分可笑。如后来成为“四部丛刊”底本的《中兴闲气集》和《河岳英灵集》，就是他的旧藏，但在影印时，他的题跋却被删去了。收入《海日楼札丛》的也不完整，查原书，在“甲寅三月……”之前是被灭去了“宣统”二字的。甲寅是1914，已在辛亥革命后三年了。沈曾植和其他一大群遗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还在奉着“逊清”的正朔。又过了七年，许多遗老在“宣统辛酉正月万寿节”（按即溥仪的生日），又在沈的家里聚会，还在这两部书上写下了“观款”。遗老的名单是“冯煦、王秉恩、邹嘉来、余肇康、吴庆焘、朱祖谋、郑孝胥、王乃征、章梫、杨鍾羲、胡嗣瑗、陈曾寿、陈曾任、沈曾植”，共十四人之多。这些，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就都灭去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见原书，是不能发现这种有趣的差异的。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两条经验：一，一切影印本，不只是“四部丛刊”，都是靠不住的，多少总有些有意无意的删削、改动，作为历史资料，还不是可以完全凭信的。二，看来版本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有助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