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临床诊断：所有测试均为阴性（第6/8页）

还有一段更久远的回忆。对我而言，虽然那段回忆的个人意义要少一些，我却觉得可以将其作为一扇有趣的窗口，通过它了解半个多世纪前波士顿的精神医学世界。因此，我就把它当作一则旁注，加在我已经见过的那些长故事后吧。

在那几个板条箱里，有一个装了些跟尤金·奥尼尔有关的法律文件。箱子中，我在一个文件夹里发现了几份非同寻常的资料。那些资料记录了父亲与他的一位老友兼同事——精神病学家梅里尔·穆尔[3]——的一段冲突。奥尼尔在成为父亲的病人前，一直与穆尔关系密切。

穆尔不仅是最杰出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也是一个跟戏剧界联系密切的文人。奥尼尔的妻子卡洛塔患病（初步诊断认为，她得的是“癔病”）并被转入麦克莱恩精神病院后，他被挑中为她检查。现在我发现，穆尔之所以被留下来，都是因为奥尼尔密友劳伦斯·兰纳的缘故。兰纳既是纽约著名制片人，也是同仁剧院的一名导演。然而，穆尔误诊了，让卡洛塔遭到了极为不公的对待。

多年以后，父亲曾在波士顿哈佛俱乐部向我介绍过穆尔医生。穆尔医生虽然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却也有很多人将其视为一个可爱的怪胎。他写诗，而且只写十四行诗。他显然写了很多（据他所说，至少有几千首），还非常乐意背给朋友和病人们听。有段时间，他总喜欢在兜里装些黄豆种子，然后兴高采烈地分送给别人。有一次，跟父亲握过手后，他说：“哈里，把这些种到你的花园里吧。”接着，他便往父亲掌心放了几粒黄豆种子，父亲则开心地表示感谢。

然而，据父亲所说，穆尔的问题在于，尽管他作为精神病学家的专业水准毋庸置疑，却对卡洛塔的诊断过于敷衍草率，完全忽略了以下事实：卡洛塔看似罹患精神病的症状，其实她是溴化物服用过量产生的暂时反应。甚至在警觉到她已经溴化物中毒后，他仍拒绝将其作为导致她生病的原因。相反，他坚称她就是得了精神病，并告诉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他打算正式宣布她“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随后，他还建议奥尼尔应该跟妻子永远分开，而且，他似乎还是在替她做检查之前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后来，卡洛塔和奥尼尔都因这一错误的干预备受折磨。因为一开始，奥尼尔非常不明智地默许了穆尔的建议，并同意签署由一名纽约的律师出具、有穆尔医生共同签名的“陈情书”，坚称卡洛塔精神失常，无法再打理自己的各项事务。后来，卡洛塔曾反复提起这份著名的“请愿书”，并绝不原谅丈夫的这一“背叛行为”。

此时，穆尔医生已经打算安排卡洛塔接受永久院禁（即“非自愿的入院治疗”）。无论如何，这一在医学上并不合理的结果，都让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们大为震惊。父亲要求介入治疗，正如在麦克莱恩精神病院工作的数年中替其他病人诊治时一样，从神经学和精神病学角度，为卡洛塔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4]，最终出具了一份诊断书。父亲按照要求做完检查后，认为卡洛塔绝对没有精神失常，因此不应该接受院禁的安排。

消息传到穆尔那后，他做出了完全敌对的反应。“4月的一天，”父亲在一份冗长而详细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我接到梅里尔·穆尔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正和那位剧作家的几个朋友待在纽约。”他没说那几个人是谁，却声称他们都认为卡洛塔和奥尼尔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所以，他们的婚姻应该被解除，两人也应该被分别监护起来。就这位剧作家的情况来看，他的各项事务都应该交由纽约那群相信他已经精神失常的人来处理。他们会替他做出各种决定，比如，决定如何使用他那些作品的著作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