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临床诊断:所有测试均为阴性(第5/8页)

包里没什么稀奇的东西。我找到一个带紫色可充气箍带的旧血压计。血压计整齐地叠好,放在一个深蓝色的盒子里。此外,包里还有:约12根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木喉棒、一盒邦迪创可贴、无菌纱布、几包酒精纱布、一把带橡胶头的金属反射锤、一把尖端分叉的金属叉(这把叉子长约6英寸,看起来很像音叉。过去,它经常被用来测试病人的听力。使用方式是:首先在离病人耳朵较远处敲击,然后慢慢靠近,直到病人能听见敲击声为止)。包里还有一副非常漂亮的弗莱舍听诊器。父亲放在病人胸膛上的那个金属听诊头背面,刻着制造者的名字——“迪金森”。

我拿起那副听诊器,握在手中,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那时我还小,不过六七岁。一天夜里,麦克莱恩精神病院的值班医生给父亲打电话,说他的一个病人突然发狂,嚷嚷着要自杀。心血来潮之下,父亲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我记得,当时他刚刚到家,正准备吃晚饭。然后,如往常一样,夜里如果有电话找他,妈妈都会先捂住话筒问他:“哈里,你在吗?”父亲则几乎像往常一样,冲她点点头,然后起身去接电话。

片刻后,他的晚饭便被忘到脑后。他拉着我“咚咚咚”地下了楼,钻进车里,让我坐在他旁边。母亲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去。很快,我们便远远地(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已经是段非常遥远的距离)驶入贝尔蒙特,顺着车道,朝医院一路驶去。

我猜,父亲有种虽然特别,却很讨人喜欢的方式来刺激病人与他交谈。起初,他会以一种非正式的友好口吻开始谈话,跟病人开玩笑。即便正陷入悲伤或焦虑情绪中不可自拔,病人们也会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所以,当他拉着他的儿子出现在医院里时,或许任何一个病人或护士都不会感到吃惊。

总之,他要么对病人说“你得先接受检查”,要么说些能产生同样效果的话,比如:“让我的首席助理来帮你。”然后,他把我抱起来,放到床上,将那副听诊器递给我,把黑色的听诊器耳塞塞进我的耳朵,告诉我应该把金属听诊头贴在病人胸膛的哪个位置。和所有似乎被委以重任的孩子一样,那一刻,我听得异常认真,或许还努力露出一副了然的神情。与此同时,父亲则仔细观察病人的手、眼和他脸上的表情。然后,他拿过听诊器,开始替那位男病人做全面检查。我能记得的情景就是这样了。

我之所以这般仔细地盯着那副听诊器看,还如此小心翼翼地将它握在手里,是因为我已经想过很多遍——我想,应该有上千遍——甚至在像精神病医生一样提出探索性问题前,父亲肯定已经遵循曾经受过的医学训练,把那对耳塞塞进耳朵,用心聆听病人的心跳和呼吸。不过,我也想起无数个夜晚,父亲都曾因为像那晚一样频频出现的紧急情况不得不离开餐桌。他是非去不可的,因为在病人闷闷不乐的时候还留在家里,他一定会越来越心神不宁。

当然,接到这种电话时,大多数晚上他都不会心血来潮地决定带上我。他会扔下我们,径直出门而去。如果还没睡熟,我或许能听见他深夜回家,母亲一边替他热晚饭,一边跟他说话的声音。

我知道,在那个早已逝去的年代里,无论是哪种医生,都会为了履行对病人的义务,心甘情愿地打断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许,如今再来追悔那个年代毫无道理,但我依然希望,疗养院的那位医生哪怕还拥有一点点传统的责任心,该有多好!我希望,父亲接下来要依赖的那位老人病科医生也能如此。我觉得,他们从未全心全意地关爱过父亲;或者可以说,他们给予父亲的关爱,连父亲当年付出的一小半都赶不上。曾经的父亲,是多么慷慨无私地关爱信任他的病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