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后的日子（第4/6页）

他说：“洛厄尔有条大约12磅或15磅重的小狗，他会牵着它到哈佛广场散步。到了路边，他就把拐杖挂在狗身下，然后抱起它穿过马路……”

有一次，他说起曾听过乔治·莱曼·基特里奇的课。我大四写论文时，乔治的注释版莎士比亚曾帮过我大忙。于是，我很自然地问他是否有机会结识此人。

“没有，”他说，“我记得，那是个很大的讲座班。当时我才大二。现在想来，或者我也可能才大一，根本没勇气跟他说话，也完全想不出该说什么。”

但数年后，父亲和母亲前往苏黎世看望布洛伊勒医生时，在日内瓦看见了这位“伟大的教授”在湖边散步。

“他就在我们前面，我多半一直盯着他看，但就是没有鼓起勇气介绍自己。他对我说：‘小伙子，大胆说吧！’我才说：‘我还在念本科时，曾经上过您的课。’他对我们很友好，还带我们去喝咖啡，甚至还推荐了一家不错的餐馆。他说：‘那的价格也不会贵死人！’但等我们透过橱窗往里望，还是发现那真是太贵了……”

重新回忆起这些细节，给父亲带来了很多乐趣，即便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忘记最近发生的很多更重要的事。但让我尤其触动的，还是他关于医学教学和神经功能评价术语的记忆。因为，过去他常常用那些术语来形容自己的情况。

即便住进疗养院后，父亲仍保留了部分谈论大脑机能的能力。无法找到需要的词语时，他似乎也不是特别恼怒，反而像个科学家一样充满好奇，饶有趣味地在自己身上辨认多年前的观察所得。我可以想象，20世纪50年代他带着一群年轻医生在波士顿城市医院或麻省总医院（在波士顿，该院常被简称为MGH）巡房的情景。他会领着众人，在一张又一张病床前逐一讨论那些病例，然后停在一个最典型的病人跟前，详细阐述某个观点。即便在某种情况下，那个病人是他自己，他也会这么做。

此类经历对我产生了两个影响。它们让我更加尊敬他超越眼前困境，至少找到尊严和某种精神力量的能力。要知道，在同等情况下，其他人或许已陷入自艾自怜的境地。不过，这些经历当然也暗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治疗方式。据我所知，他对大脑功能的观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很快，他就从医生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继续作为一个病例，供其他医生观察研究。

父亲髋部的伤势痊愈后，他能在没有护士和护工的帮助下站立和行走。天气好时，我会带他沿着疗养院旁边的那条小径散步。小径旁那条绿荫掩映的小溪一路蜿蜒进一个小河湾。大大小小的鸭子在里面游来游去，争抢着孩子们投向水面的面包屑。我们会沿着灌木丛和空旷的田野走上差不多半英里，然后爬上一处小坡，那里有座旧石头教堂和一片苹果林。

这些愉快又悠闲的散步时光让我想起了很多童年的记忆。我10岁左右时，我们住在波士顿以西约10英里的地方，父亲常在傍晚时分带我到家附近散步。如今，那片区域已经彻底成为郊区，但我还在上幼儿园时，那里更像一座乡间度假村。我家街对面有座萧山，有头名叫黛西的奶牛总在那吃草。我7岁时，黛西所在的这片草场被三间砖房瓜分了。到20世纪40年代，附近几条街区的绿化带边纷纷建起看上去造价不菲的仿都铎式房屋。以前，那里都是农场或大型地产。有些仿都铎式房屋气派非凡，相当漂亮，就跟已有百年历史一般。不过，其他街区也有一些现代的迷你豪宅。那些宅邸都建在精心规划过的草坪上，带有明亮的露台和游泳池。它们坐落在那片区域，显得过于庞大而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