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后的日子（第2/6页）

偶尔，我也会带学生们去我父母家；祖母去世后，就去得更勤了。母亲越来越喜欢某些孩子，有时还会约几个女孩子一起逛街，然后再把她们带回家喝茶。后来，父亲曾帮助我的一些学生进入大学。

20世纪60年代，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政治反叛者，似乎都一度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他们一样，我也常常强烈反对父亲的观点，有时还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烦恼和意料之外的伤害。偶尔，他也会对我十分苛刻。但即便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的政治信仰发展到最激进强烈之际，我也可以十分肯定，且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不安之时，我仍然能向父亲求助，他永远都会坚定地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岁月流逝，我发现自己卷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辩论，也不得不经常出差，有段时间我并没有经常去看望父母。那也是我一心著书的几年。写作让我没有时间（或者说，给了我认为自己没有时间的借口）给予父母他们应得的关注。

如今，父亲进了疗养院，母亲则越来越足不出户，在护工们的照料下成天待在家里。我对前几年错过跟他们在一起的机会而感到悔恨不已。父亲辩才渐失时，我最想做的事，却是跟他说话。但随着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事似乎全被他忘掉了，我只能竭尽所能帮他回忆往事。

父亲的一生丰富而多彩。他曾在职业选择的重要时刻，做出极有戏剧性的转变。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南波士顿度过的，因为祖父母从俄国来到这里后，首先便在那里安顿下来。随后，他在罗克斯伯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就读于波士顿英语高中。1923年被哈佛大学录取后，身为大一新生的他靠在波士顿南站做冷饮柜台售货员来维持日常开销。因为住不起学校里的宿舍，所以那年他只得选择通勤，住在罗克斯伯里的家中。上大二后，父亲开始住在哈佛园的斯托顿堂，替有钱的同学辅导。照他的说法，那些人经常旷课，“喝得烂醉如泥”，似乎离了他就没法通过考试。

大学期间，父亲沉浸在了文学的世界中。他告诉我，他尤其钟爱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和戏剧，却主修心理学，大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名叫“麦克莱恩”的精神病院实习。在此期间，他还以照顾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经历为基础，写下了名为《宗教与疯狂》[1]的荣誉论文。

尽管很想继续研究精神病学，但迫于祖母的压力，大学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哈佛法学院。祖母希望他能效仿他的哥哥，提前一年结束学业。某一年夏天，他靠奖学金去了趟欧洲。在那里，他不仅有幸一窥精神分裂症专家们的工作，还在瑞士一家疗养院见到了“精神分裂症”一词的创始人——伟大的精神病学家欧根·布洛伊勒。接着，他又在巴黎萨尔佩替耶医院，跟癔病研究领域代表人物、老年神经病学家皮埃尔·雅内探讨之后，终于决定放弃法学院，重返哈佛本科学院，异常艰辛地学了两个学期化学、生物学和有机化学。那年年末，他进入哈佛医学院，开始了另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求学生涯。

在法学院待了两年后再次辜负祖母的期望，对父亲来说并不容易。就因为见过两位年长而卓越的欧洲医生，对他们谈及的精神病理学着迷不已，便决定放弃现有的学业，从头学习进入医学院必须掌握的基础科学课程，在老师和祖母眼里，这似乎都是太过冒险的举动。然而，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那条路。不知为什么，这一冒险举动似乎真的激发出父亲足够的精力和才智，让他不仅获得了最后的成功，还在随后的数年里功成名就，荣誉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