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后的日子（第5/6页）

父亲有根两侧钉有铜质纪念章的手杖，那是他数年前去瑞士拜访布洛伊勒医生时得到的。我们散步时，他很喜欢拄着它，“啪嗒啪嗒”地走在人行道上。有时，他会停下来，用它指着我们经过的某座房子，告诉我屋主的一些逸事。有一次，他指给我看一个私酒走私犯家庭的房子。他说，20世纪20年代，财政部官员在马布尔黑德附近的海滩“射杀”了这家的某位成员。但从此以后，这家人却名正言顺地拥有了一家酒类进出口公司。说起这些人时，父亲并没有半点贬低之意，而是客观地讲述他们精彩生活里的种种起伏波折。

附近的很多人都会在自己或孩子们遇到麻烦时，前来寻求父亲的专业协助。因此，有些家庭不同寻常的关系，父亲知道的比他能泄露的更多。但或许因为我还小，所以父亲跟我分享的东西，总是比跟同龄人分享的多一些。

在我的记忆中，他会以一种极具小说特性的方式，向我讲述自己对其中某些家庭私生活的观察，仿佛这些人都是托马斯·曼、契诃夫或福楼拜笔下复杂的主人公一般。讲起那些集聚了大量财富、生活却在极短时间内每况愈下的人们时，父亲的描述方式非常丰富，时而扼腕叹息，时而充满悲悯，有时又会温和地嘲讽几句。

父亲在那段职业生涯中的思想状态曾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随后的几年中，母亲曾向我解释过当时的某些背景，她说正在从事的工作和上门求诊的病人让父亲越来越矛盾。慕名前来的病人中，有些还是从其他城市长途跋涉而来。

此类病例中，很多都涉及至少两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或许彼此充满关怀和保护，却也会表现出明显的恶意或残暴行为。与此同时，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家族病理学案例中，也可能存在脑肿瘤之类的神经性疾病。父亲对这类病症的警醒能力与他处理其间紧张关系的专业能力一样出色。无论是处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还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他显然都游刃有余。但即便如此，据母亲所说，父亲对自己在这些家庭中要扮演的角色，还是让他越来越不舒服。他觉得，换个时代，这个角色或许应该由专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宫廷医生来承担。

这并不是说他曾经违背自己要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的责任感，更确切地说，为那些生活在波士顿最贫困的社区、入住波士顿城市医院的穷人和附属麻省总医院的波士顿精神病医院门诊部的病人服务。不过，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己多关注某些病人，并觉得他有义务利用自己的社交技能满足他们复杂的要求。所以，他会觉得，自己这种兼收并蓄的能力反而让他深受其害。我母亲说，这似乎就是让父亲在傍晚坐立不安，并迫使他邀请我一起散步的原因。

直到我更大一些，父亲才开始着手对奥尼尔的治疗。他对奥尼尔的依恋，以及有幸治疗和照顾这位当时最受尊敬的剧作家给他带来的荣耀感，显然大大弥补了卡洛塔带给他的挫败感。不过，她的专横仍让父亲觉得低人一等。他大部分的不适正是源自这种感觉。

对父亲早年的那些不满情绪，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喜欢傍晚带我一起散步，而且散步时，他跟我的交谈也比其他时候坦率些。我们的散步向来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我喜欢那种漫无目的的感觉，我们会一直走到他不再心神不定为止。

如今，50年已经过去。现在，我们沿着疗养院旁边的小径散步时，他也会时不时地跟我聊天，并常常就引起他注意力的一些小事发表一些轻松的看法。他很喜欢看孩子们喂那些大大小小、呱呱直叫的鸭子。有时，我会带上面包，让他也喂喂它们。他喜欢看它们涌向堤岸，又因为害怕而转身游开的样子。不过，他再也不会用小说式的语言描述这些场景了。此时，他已经丧失了连贯叙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