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学发微（第3/5页）

这里所说称奴才并非表示亲密之意，显然是一派遁词。事实上是事关荣辱的，事实上是汉人求为奴才而不可得的。满洲人为了不愿见到汉人也挤进来跟着自己人一起称奴才，乃弄出这种“一体称臣，以昭画一”的上谕，这显然是以满就汉、我迁就你之意——宁让自己人称臣，也不要汉家郎称奴才啊！

称臣得体

正因为有这种“宁我不叫，也不许你叫”的微意存在，再加上正式公文书上奴才奴才的总不算什么好看，所以在清朝的奏折中，就不乏皇帝朱批改“奴才”为“臣”的例子：

雍正元年（1723）正月十七日黄国材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奏臣字合体”。

雍正元年（1723）三月九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称臣得体”。

雍正元年（1723）四月五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称臣得体”。

雍正元年（1723）四月五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雍正元年（1723）四月二十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雍正元年（1723）五月二十四日何天培奏折，朱批改奴才“具官衔写臣字”。

雍正元年（1723）五月二十五日佟世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书臣字得体”。

雍正元年（1723）六月五日齐苏勒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写臣字得体”。

雍正元年（1723）六月九日何天培奏折，朱批改奴才“具职衔臣，如此方得体”。

雍正元年（1723）六月二十六日于国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二十日高其倬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书臣字得体，一样的”。

雍正二年（1724）五月二十九日毛文铨奏折，朱批改奴才“用臣字得体”。

以上这些例子，对照起“朱批谕旨”的成书看，就有文章了。例如“朱批谕旨”成书《朱批黄国材奏折》中，福建巡抚黄国材的奏折，雍正元年（1723）正月十七日是称臣；《朱批杨宗仁奏折》中，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奏折，雍正元年（1723）三月九日是称臣、四月五日是称臣、四月二十日也是称臣。其他何天培以下，也都如此。可见称臣比称奴才得体，也算是一般通识了。

称奴才如故

虽说称臣得体，但是奴才却称者自称，一仍其旧。这在《史料旬刊》上可以查出不少。例如《道光朝俄罗斯私人哈萨克边界建房案》中，赫然就有“奴才松筠跪奏”；《道光十一年查禁鸦片烟案》中，赫然就有“奴才保昌跪奏”；《道光朝外洋通商案》中，赫然就有“奴才武隆阿、穆通阿、秀堃、教良跪奏”；《安南夷民拔竹毁栅案》中，赫然就有“广西巡抚奴才定长谨跪奏”；《清乾隆修建各处殿宇工程案》中，赫然就有“奴才三和、英廉、四格谨奏”；《高朴私鬻玉石案》中，赫然就有“陕甘总督奴才勒尔谨跪奏”“奴才杨魁跪奏”；《清道光朝留中密奏专号》中，赫然就有“奴才耆英跪奏”“奴才瑞元跪奏”“云贵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呈御览”……

正因为你奴才我也奴才，所以尽管规定归规定，大家还是甘于做“奴才小史”中人物，自称奴才还是风起云涌。这个问题直拖到清朝完蛋，还在扯呢！清宣统二年（1910）的正月二十九日，还说“以预备立宪，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诏嗣后内外文武满汉诸臣，陈奏事件，一律称臣”呢！比照起清初就“一体称臣”的规定来，可见一百多年来，真是听者藐藐了！

奴才除了用在文书上面外，应对口语上的使用，更是普遍。西太后和慈安太后开始垂帘听政的时候，垂帘是垂下一道黄幔，地点通常是养心殿。两宫太后分坐在黄幔后面，黄幔前面坐的是皇帝。宫内很暗，门外有很厚很宽的大门帘，由宦官很快地揭开，官吏要很快地钻进。动作一定要快，慢了就后脚在门外，被帘子打到，慌乱之中碰歪了帽子上的花翎（孔雀毛），就是不礼貌。进宫后三步，就先跪称“奴才某某，恭请圣安”，然后脱帽，磕头，并且说“奴才叩谢天恩”，再戴上帽子向前走，在前面的垫子上跪下（当时官吏都买一双“护膝盖”的东西扎在腿上，这种东西可以帮助人跪得久，使腿不容易发麻。否则腿一发麻，要站会站不起来）。在主子面前，进退都是奴才奴才的，人还有什么尊严？《初学阶梯》有“满汉官民称呼”一条，说：“大清国朝例：凡居官者，在汉人，则称帝曰皇上，自称曰臣；在满洲，则称帝亦曰皇上，自称曰奴才。”其实在应对口语上，自称奴才，却是极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