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华纳德（第15/76页）

坚持抨击他的那些人都陆续被赶出了自己的行业。一些人是几星期之后，另一些人是几年之后。有时候，对于一些凌辱，他会不加注意地宽恕；有时候，他会因为一句没有任何恶意的话语而让一个人垮掉。人们从来也搞不明白他将会报复什么，又将会原谅什么。

一天，他注意到，另一家报纸一名年轻记者的工作成绩斐然，于是派人去找他。那个记者来了，但华纳德谈到的工资待遇对他没产生任何作用。“我不会为你工作，华纳德先生。”他不顾一切地、认真热切地说，“你没有任何理想。”华纳德咧开薄薄的嘴唇笑了。“你不能逃避人类丑恶的一面，亲爱的。”他温和地说道，“你为之工作的老板有许多理想，但是他必须为钱而乞讨，听命于许多卑贱之人。我的确没有理想——但是我不用乞求。只有这两种选择，你要哪一个？”那个记者回了从前的那家报纸。一年以后，他来找华纳德，问一年前他的邀请是否还有效，华纳德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个记者从那时起就一直为《纽约旗帜报》效劳，他是华纳德的下属中唯一一个真心爱他的人。

爱尔瓦·斯卡瑞特，原《新闻公报》的唯一幸存者，和华纳德一起飙升。但是他不能说自己爱华纳德——他只是像华纳德脚下的地毯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他，机械地为他效忠。爱尔瓦·斯卡瑞特从不讨厌任何东西，因此他有爱的能力。他精明机灵，工作能力强，有时天真得肆无忌惮，弄不懂什么是不道德。他相信自己所写的一切，相信《纽约旗帜报》上所写的一切。他可以连续两个星期坚守一个信念。对华纳德来说，他价值连城，他是公众反应的晴雨表。

没有人能说盖尔·华纳德是否有自己的私生活。他的业余时间与《纽约旗帜报》第一版的风格相似——只是这种风格被搬到一个大广场上，好像他仍旧在耍马戏，只不过是面对一群国王。为了某部伟大戏剧的上演，他不惜重金买下整个剧院——然后和他当时的情妇独自坐在空旷的礼堂里。他发现了一个不知名剧作家所创作的精彩剧目，就付给他一大笔钱，让这部剧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演。在这仅有的一次演出中，华纳德是唯一的观众，脚本第二天早晨就烧了。当一位社交名媛请他为高贵的慈善事业出点儿力的时候，华纳德递给她一张签了名的空白支票，朗声大笑，坦诚地说道，她填进去的数额一定比他会填进去的要少。他替在酒吧里认识的一个身无分文的王位觊觎者买了巴尔干半岛的某种王位，不必操心以后会再见到他；他经常提到“我的侍者、我的司机、我的国王”。

晚上，华纳德经常穿着花九美元买来的一套蹩脚衣服乘坐地铁，到贫民窟的下流酒馆或赌场游荡，倾听公众的心声。一次，在贫民窟的一家廉价啤酒馆里，他听见一名卡车司机正在当众指责盖尔·华纳德是邪恶资本主义最坏的代表，唾液飞溅，语言下流。盖尔·华纳德同意他的说法，用那取自“地狱厨房”词汇表里的、只有他用过的词语帮腔。最后，华纳德拾起不知何人留在桌上的一份《纽约旗帜报》，从第三页上撕下自己的照片，粘上一张面值一百美元的钞票，递给了卡车司机，在谁都没来得及说话的时候走了出来。

他情妇的更替如此迅速，以至于不再产生闲言碎语。据说，他从未喜欢过一个女人，除非他花钱买了她——当然，她必须得是那种不能用钱买的人。

通过将自己表面的生活完整地透露给公众，华纳德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隐私。他会走到密集的人群中间，他是公共财产，就像公园里的纪念牌，像公共汽车站牌，像《纽约旗帜报》的各个版面，他的照片在自己报纸上出现的频率比电影明星还要高。他在每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场合，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拍照。他没有拍过裸体照，但他的读者认为他一直都赤裸着身体。他从未在个人的宣传中获得过快乐，个人宣传只是他奉行的一项政策而已。他顶楼公寓的每个角落都被复制在了他的报纸和杂志上。华纳德说：“这个国家的每个杂种都知道我的冰箱里装的是什么，浴缸里放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