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秋西山夜宴（第7/9页）

张文华喝了一口热茶，借着嗓子通润，侃侃而谈起来。

“我梳理过曾国藩做官的经历，主要有三个阶段，先是他做京官翰林的时候，道光皇帝欣赏他，之后是咸丰年间他练湘军带兵打仗，再之后就是同治时期，他势力威望最高峰的时候，主要涉及到慈禧和恭亲王奕訢对他的评价和使用。一般人看曾国藩，无非就是看他在这三个阶段里，怎么为人处世呗。”张文华说道。

“稍微能够深入一点的，往往喜欢谈论曾国藩带兵打仗的尚拙精神，或者是他内心的坚守和顺势而为，尤其是人生经历过几次大波折之后的醒悟与改变，包括他自裁湘军、裁湘留淮的良苦用心等等。但这些，本质上还是在讨论他的为官之道。如果研究曾国藩，仅仅停留在看政治小说、打听官场秘闻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太低级了。”张文华又说道。

“有点意思。文华，你继续。”王儒瑶仔细聆听着。

“曾国藩他是个读书人，他为什么要练湘军？他又不是职业军人。而且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带领湘军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消灭太平天国。他是跟太平天国有杀父之仇吗？显然没有，所以动机不成立。我就想着，要去寻找他思想底层的核心动机。你看他的文字记载里，所有实践行动，他都是有理论支撑的。”张文华继续说道。

“后来我发现，曾国藩最抵触太平天国的一个原因，本质上，是他觉得太平天国依托一个完全舶来又变异出来的拜上帝教，把既有的儒家传统完全颠覆了。曾国藩自身的士大夫情结，对这个是完全接受不了的，所以他一定要灭了太平天国，为的就是他内心的那个道统。这才是他的核心动机。”张文华说到自己的学术发现，更加滔滔不绝起来。

“当然在过程中，曾国藩也有建功立业的想法，还有摆脱同僚排挤的诉求，他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手段来完成这件事，都是技术层面的考量。就好比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内心深处，总得要有一个根子上的原因，要有终极理想，至于怎么实现，如何区分轻重缓急，这其实也是技术层面上的事情。在曾国藩之前，一千多年的封建体制了，皇上怎么想的，臣子就怎么办。办得成与不成，办得好与不好，过去就一个标准，就是看皇上最后是否满意，横竖都是在自己的那个系统里兜转。但到了曾国藩他们这一代掌权做事的时候，出现了太平天国，出现了外国势力，这些全新的变数，完全没头绪啊。这对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才是思想层面最大的挑战。”

张文华细细讲来，偶尔停顿，若有所思。

“文华这个说法有点意思，一般人讨论曾国藩，落脚点还在权谋上，毕竟能做到他这样知进退的臣子，历史上也是极少数。我们中国人讨论政治问题，最后都会落到权谋上，老百姓也是乐此不疲。我看那些个电视剧，这个大帝，那个王朝的，全是这些东西。大家伙就喜欢讨论这些，完全不能再上升一个层次，站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看这些人物。毕竟，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啊。”王儒瑶说道。

“先生，您是站在学术的角度看历史人物，但大家对曾国藩为官做事上的修为感兴趣，也在情理之中。谁都想从里面找到人生指南，这是绝大多数人的诉求啊。”杜铁林在一旁说道。

张文华正好接着杜铁林的看法，说道：“里面自然涉及到很多人情世故，我们在看这些历史记载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身份带入。好比，我们勉励自己要学曾国藩，要守拙，好像挺高尚的。但嘴巴上说要学曾国藩，但实际上自己心里的那点小心思，那些个自以为是，更像是左宗棠、沈葆桢，甚至是年轻时的李鸿章，多少是有些骄纵的，做不到真正的‘拙’。或者，还会不自觉地自比曾国藩，觉得我们也能像他那样既有能力，又有气度。实际上，我们都是把自己过于放大了，在当今社会情形下，我们的专业范围更聚焦，但也更狭窄，事业的范围远比不上当时那些历史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