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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站住,冲我点了一个头,对René直接说英语:“怎么样?正在抢救?”

“嗯,”René说,“是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é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著名的肿瘤专家。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忽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é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不然小命就交待了。”

我和René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也不要碰他。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儿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坐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二楼,过会儿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é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é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地。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é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René,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待一会儿。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每隔三个小时,灌一次鼻饲。每隔两个小时,还会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起伏。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个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有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再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速度冲向护士,弄得她们有点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