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第二春（第12/14页）

他们就像所有的农夫那样——悲观，愤怒，因为这气候。我经常在相对富裕的涪陵郊区听到类似的评论，在那儿，我感觉这种抱怨下面掩藏着得意。也许这是一种迷信，一种自我保护，免受骄傲之害。传统上，中国人对小孩都是如此，不想给他们太多夸奖，因为那或许会带来恶运。

老妇人邀请我去吃饭，就和那个教师农民对我一样，我解释说，我得继续步行。在乡下，这是很普遍的邀请——几乎每一次我在乡间远足，总有人叫我去吃饭。似乎你可以在四川乡下随便旅行，不带一文钱，因为这里的人都那么慷慨，他们大概觉得不提供一顿饭，或者住宿的话，就是不礼貌。

一会儿后，我碰到了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跟他十二岁的弟弟在一起。那个小孩穿着他的校服，他马上认出我来。

“你就是去年在涪陵的长跑冠军吗？”

“是的。”

“我在学校附近见过你。我在江东中学上学。”

在这片乡下，没有中学，而如果孩子们要继续学业的话，就得去涪陵寄宿。这男孩一个月得付170块钱住宿费，而他哥哥估计，这个地区大约90%的孩子都继续读上了中学。他们坐船而下涪陵，通常每隔一个星期回一次家。

一群小孩围过来了，盯着我看。十二岁的男孩告诉他们我是赢得涪陵长跑的外国人，他说得绘声绘色，特别强调我领先了多么多。听他说这故事让我尴尬，虽然如今我已习惯了；即便在一年多时间后，这还是许多涪陵人认识我的原因。

这偏远地区，有那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叫我钦佩，而且我意识到，这些就将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去教的孩子。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工作的意义——不只是那些我教的文学，也因为这个单纯的事实，在两年里，我在这个教育系统里参与了一个角色，与这些孩子产生了联系。

每当我步行到学校后的田地里，看到那些打谷场上做功课的孩子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在晴朗的下午，几乎每个平台上都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布置了超大量的作业，而学生们极其勤奋，即便他们是来自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家庭。我开始发现，这大概乃是我对当地人最佩服的一点：他们对教育非常尊敬，而在这种地方教书，感觉很好。

在这个方面，我的观点跟头一年的春季时的想法有了些改变，当时我对于教育系统里的政治宣传感到非常悲观。在某些方面，走出教室颇有帮助——当我走在山上，见到孩子们做功课，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学生，还有他们所来，将来所去教书的地方。我开始意识到，虽然宣传中的许多内容依然叫我恶心，它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这些标语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中国没什么会是永远——但这些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会从教育中受益，不管国家如何改变。

每当我不确定该走哪条路时，我就去问人们去年我走向哪儿。每个人都知道——似乎没有一个人不记得我。而他们也谈论那个德国人；我希望我见过他，因为现在我对他研究什么感到好奇。这就好像跟随库兹探索刚果；我总是听到一些信息片段，关于他如何走路的细节，以及他多有钱，穿的靴子是怎样。然后，我意识到，他肯定也听说了我，而他也许也觉得他在跟随某个不知名的外国人，穿过乌江河谷的崎岖山丘。

到了迟午，我开始往下走向江流。我穿过了一处明朗的山谷，它的出口，乃是一块宽阔的方形田地，四周坐落着房子。我停下来休息，有一组农村妇女聚集过来。她们多数都在六十多，身着蓝衣，我对她们说这地方很美。

“这地方没什么好，”其中一人说。“这是个穷山区。经济很糟糕。”

我总是恭维农民，然后听她们去损她们所住的地方。她们站在阳光中，在盛开的油菜花，麦田，稻苗中间，抱怨着她们的家乡多么糟糕，模样看上去却是再快乐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