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第二春（第13/14页）

一个小女孩走过来。“你是那个在涪陵赢了长跑的外国人吗？”

“是。”

她转向那些老妇人。“他们在涪陵举行了长跑，他是冠军。”

“所以他可以走那么远，”一个女人说。“他多健康。看看他穿的衣服多么少！”

“看看他的包多么大！”另一个说。“多重!”

“他的脚那么大——看看那双大鞋子！”

她们把我研究了一阵，我等着某个人来问我的薪水。但一个女人转向我，问了另一个问题，“在你的国家，你们有计划生育吗？”

“没有。你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个。”

她们摇着头，惊叹不已。我告诉她们在美国没有人口问题，所以管理规则跟中国不同。

“你家有多少个孩子？”一个女人问。

“四个。三个姐妹，和我。”

“在这里不行，”她说。“只有一个——如果你再生一个，得付罚款。”

“要一万多块。”另一个女人插话道。

有一些孩子跑来看我，我注意到两个站在一起的小男孩。

“那么他们呢？”我问。“他们看起来像兄弟。”

“是的，”那老妇人说。“他们的父母得付罚款。”

一个男孩大约四岁；他的哥哥大约六七岁。他们都很脏，在我们头顶的一处麦地上，犹犹豫豫站着，对外国人有点害怕。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过来了——一个小家伙，头发乌黑，脸庞脏脏。大张着眼睛，那孩子盯着我看。她有双巨大的乌黑眼睛，像我最小的妹妹贝吉塔，在她小的时候。我笑了笑，那女孩向我还了一笑。

“她是他们家第三个！”一个女人说。

“哦，”我说。“他们肯定罚了很多钱。”

“不，”那女人说。“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什么？”

“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推了？”

“是！”

我不能置信，我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个字眼。“这个推了？”

“对的。”

那个词儿有很多意思：去推，转，切，移动，延迟，举荐。但说到推房子时，只是说你把它给推倒掉。当地的计划生育官员把这女孩的家给推倒了，因为她是第三个孩子。

我在外国的媒体上读到过类似的故事，但我总是想它们只发生在很偏远的地区。但我察觉到，我走了一天，而这个美丽的小河谷一点也不偏远。

那些老妇人摇着头，看着那小女孩。听到这番谈论，她显得很不自在，她的表情好似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若你知道你的出生导致了家里的房子被推到，这个小孩的成长将受多少困扰。但在她的眼里还有别的东西；它的意味不清晰，无法定义，而它基本上就是说：有些事情比钱和房子更重要。那些老妇人也看到了它。其中一人轻轻抚摸那女孩的头发，然后她跑去跟别的小朋友玩去了。

我没能到去年的露营点。我花了太多时间跟人们聊天，最后缩短了路程。但我在乌江上的山上找到了一个好的地点，在那儿，我吃了晚饭，读了托德威廉姆斯的自传。我下了决定，在我人生余下的每个春天，都要重读一遍这本书。他每次去红袜子那儿工作时，都不是特别高高兴兴，而我对此表示敬意。在他的声音里还有一种鲜明的美国味儿——那种张扬姿态，粗俗的俚语，文章的节奏。我尤其喜欢这本书如此开始：

“我想要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

在上午，我早早起来，找到了一艘往下游去的船。水位低低的，河岸两旁的砂岩山崖白而干净，突出在粉绿色的乌江水面上。在水线上方十五英尺处，我能见到岩石上的暗黑的水迹，那将是夏天河流要上涨的地方。今天是星期天，船上满是返回学校的农村孩子。我站在船尾，看着白色的山崖滑入雾气之，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