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科诺斯（第11/12页）

他再次摇头，仿佛摇头是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膝头摩擦双手，好像说那也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往下我们谈了一会儿小说，然后他从沙发站起，穿上雨衣，向我伸出手：“能见到你很高兴，村上先生。毕竟这座岛上几乎不存在类似文化的东西。”

约翰，我也为见到你高兴，后会有期。

“噢，雨好像停了。”他仰望天空说，“这回不要紧了，飞机可以起飞了，祝你旅途愉快！”

我说谢谢。

我们再一次握手告别。我再一次联想到拿破仑的撤军，眼前浮现出开始秃顶的、名字难记的比利时人约翰一边吐着似乎并不雅观的白气一边举斧头砍桥的光景。这里没有文化，他摇着头说。他何苦来这样的地方呢？既然这样，留在比利时不还好些？跟你说，约翰，你怕是忘记比利时了。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已经发生了。你的心情不是不可以理解，可是1960年代早已消失在背后，早已远去。

约翰走后的房间里仍存留了一会儿他的焦躁，他的文学性自我犹如细微的尘埃飘来飘去。还剩有六七厘米的嘴唇的扭曲，如同死者的纪念品。

约翰让我想起历史上无所不在的死，觉得应该有人为约翰写一本传记，应该有人精确而详细地描绘他的疲惫他的向后撤退的头发他的开线的毛衣他的希腊岳母及其通往三岛和大江的人生旅程，并且像戴米尔[9]的《十诫》那样浓墨重彩。我坐在沙发上，一边感受房间中漂浮的约翰的焦躁，一边这样思来想去。

此后去了范吉利斯那里。范吉利斯在昏暗的房间里，正戴着老花镜补渔网。他一个人的时候几乎不开房间电灯，我想大概是为了省电。在昏暗中独处，范吉利斯显得比平时苍老。

我敲门进去。范吉利斯打开灯，放下渔网，让我坐下。他慢慢摘下眼镜，擦火柴点燃呛人的希腊香烟，随即轻咳一声，问我喝不喝咖啡，我说谢谢。

“喂春树，还有六个月。”他眨巴着眼睛说，“六个月后养老金就下发了。”他的确是在盼望养老金。“你今天就离开岛吧？你一走可就寂寞了。”他说，“你不在，就剩我范吉利斯一个人了。”

“不是还有那个德国电影导演么？”我说。

“哪里，他今天也回去。剩下来的只有我和金丝雀。”

“还来的，范吉利斯。辞去这里的工作后，不也还是在港口咖啡馆里转来转去吗？”

我们各喝了两杯范吉利斯珍藏的白兰地（这种时候喝一点儿也无妨吧），握手，以希腊方式拥抱告别。然后提起旅行箱走到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在那里等待开往机场的小巴士。

在那空空荡荡的高级住宅小区住了一个半月的差不多只有我们俩。我们和范吉利斯和他的金丝雀。我们离开前一星期，那个沉默寡言的内向的德国电影导演（名字忘了）从伦敦回来了。范吉利斯说此人总是闷在这里写电影脚本。确实，德国人似乎一直独自静静写电影脚本。我也一直写小说。约翰则一直满岛播洒他的比利时牌焦躁。范吉利斯一直补渔网，一直拆解钓乌贼的针捆。港口附近那个报摊少女在我每次去买《雅典新闻》时都把报纸恨恨甩给我，然而我直到最后都对她怀有类似好意的情感。十四五岁，鼻子下面已经生出淡淡的胡须，但看上去并不像多么坏的孩子，她只是焦躁罢了，一如其他多数人。

风持续刮，雨经常下，冬天整个包围了海岛。我们每次去取洗的衣服，洗衣店老板娘都微微摇头，就差没说你们怎么还在这里。12月中旬，她对我问道：“莫不是你们打算在这里过冬？”我答说不不，年底离开这里去罗马，于是她显得多少放下心来。是的，这里不是游客过冬的场所。“以前去过日本的。”烫熨斗的老板娘的丈夫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以前上船来着。可如今他在洗衣店里几乎从不开口地熨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