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言（第47/48页）

我叹了口气，终于放弃了交流。这个人还真是不好对付。

很多时候，新的与旧的，痛苦与快乐，恐惧与喜悦能够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互相交织在一起。我时而在天堂，时而又在地狱，通常却同时置身二者当中。老哈里和新哈里会在一瞬间发生激烈的冲突，下一刻又和睦相处。有时老哈里好像已经死去，他们之间的纠纷也就随着老哈里被埋葬而一笔勾销，但突然某个时候他又出现在那里，发号施令，称王称霸，反对一切，而年轻的新哈里则沉默寡言、胆小羞赧，总被逼得走投无路。另一些时候，年轻的哈里则擒住老哈里的脖子，用尽全力掐他的喉咙。他们之间尽是无数的痛苦呻吟、无数的垂死挣扎、无数次产生用刮胡刀一了百了的念头。

通常，痛苦与快乐像同一个大浪向我扑打而来。有一次，也就是我在公开场合跳舞后的几天，我在夜里回到卧室，突然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心中又是惊慌又是恐惧，却同时感觉像着了魔一般兴奋——我发现可爱的玛利亚就躺在我的床上。

一定是赫尔米娜给了我这个大大的惊喜，这简直是她所做过的最暴力的事。因为我毫不怀疑是她把这只极乐鸟送到我身边的。这天晚上我没有像往常一样与赫尔米娜在一起，而是在大教堂里听他们演奏古老的教堂音乐。这是一次美好而忧伤的远足，到我以前的生活中探幽的远足，回到我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回到我的理想中的天地。教堂的哥特式大厅高高的，里面只点着几支蜡烛，在暗淡的烛光中，精美的网状拱顶像幽灵似的来回晃动；在这里我听了布克斯特荷德、帕赫贝尔、巴赫和海顿的作品，我又一次走上了我爱走的老路，我听见一位女歌唱家优美地演唱巴赫的曲子，在那些美好的旧时光中我和她曾是朋友，以前我多次听过她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演唱。这古老的乐声及其无限的尊严和圣洁又唤醒了我青年时代所有虔诚、喜悦和热烈的感情。我忧伤地坐在高高的教堂合唱室里，沉思着，在这个高尚的、永恒的世界里我成了客人，这个世界一度曾是我的故乡。我在教堂待了一小时的时间，当演奏海顿的一首《二重奏》时，我突然热泪盈眶，我没有等音乐会结束，放弃了与女歌唱家再次见面的机会（哦，要是换作以前，听完这样的音乐会后，我总会和艺术家们度过那些令人兴奋而充满热情的夜晚），我悄悄地从教堂里溜出来，在夜晚静静的小街上闲逛，走得疲乏不堪。街上有些地方，饭馆里爵士乐队正在演奏现实生活中最为时髦的舞曲。哦，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如此忧郁的迷宫！

我在夜色中独自前行，久久思索我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我的重要意义，我又一次地意识到这种引人入胜同时性命攸关的关系正是整个德国精神的终极宿命。在德国精神当中，对于任何一个其他人来说，与自然法则的母性联系都是以一种音乐的霸权形式存在的。我们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像个男子汉一样跟这种倾向作斗争，甚至还向精神的、标语式的、字面上的东西屈服，成为它们的忠实听众，我们总是梦想着一种无须语言的话语，这种语言能说出不可言传的东西，为没有形式的东西赋予形式。德国知识分子没有倾其所能真实而诚挚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是持续不断地反抗文字、反抗理性，向音乐示爱。德国精神也是这样，在音乐中、在绝妙的声响创意中、在感觉与情绪的美好中一饮而尽，德国精神已经将其极具实践性的天赋中更为伟大的部分丢在一边，任其衰败。我们国内的知识分子当中没有一个人活在现实里。我们对现实总是感到陌生和敌对，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在德国现实中、在我们的历史上，还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公共观念当中，知识分子总是扮演着一个可悲的角色。好吧，我们可能经常反思这一切，但并不是出于某种时刻转型或做点实际事情的紧张感，做出严肃而负责任的行为，而是仅仅用美学、智慧和艺术的追求让自己无暇脱身。但是一切总是以顺从的放弃告终，向命运屈服。军队的将军和大企业的首脑人物说得很对，我们知识分子一无是处。我们喋喋不休，空有才华，但对现实毫无益处，我们是多余的，无法对任何人负责。我只有咒骂着，将一切诉诸刮胡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