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我相信文学依然神圣——答《延安文学》特约编辑周瑄璞问（第7/9页）

　　关于李博士因“倭寇毛髮”而涉及“狭隘民族主义”的批评，到多年后你还记着，且来问我，真是很有心的人。首先要从创作的技术性说，要鹿兆海带回他亲自杀死的倭寇的毛髮，且确实捎带回来43撮。这是朱先生这个人物当时的强烈的国仇家恨的表现。是作者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的心理气象和个性气质之一个侧面的揭示，包括他发表抗日宣言且不惜老身要渡过渭河亲赴前线。作者对人物各种行为的塑造，必然蕴涵着自己的情感倾向，这也是写作常识，所以坦率地说，我对朱先生在国难当头时的义举是崇敬的张扬的。这样就涉及到朱先生这个人物和作者在这个细节上，是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知道这样一个数字，抗日战争八年时间里，中国军人战死和被日本鬼子屠杀的无辜平民达3500多万，这数字相当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从东条英机到进入中国的士兵，整个都变成了野兽，蹂躏科技和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中国人除了杀死野兽驱逐倭寇出中国，不然就会亡国亡种，连任何做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都丧失了，如何发生宽容仁慈之情愫？只有在把野兽驱逐出家园，野兽反省之后复苏了人性，被害者才可能原谅和宽容。实际上中国人已经做到了，譬如战争赔款，毛泽东一句话就把那一笔罪恶债务划掉了。德国连续两任总理在被杀害的犹太人墓前跪倒忏悔，整个世界被纳粹伤害的人都感动了。日本现任首相小泉至今还坚持拜谒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二战厉鬼……我想我不需再解释了。

　　周院在陕西文坛袁您是一棵大树袁大家都知道您乐于扶持新人袁帮助弱小袁热心地奔走一些事情遥 这非常符合一个作协主席的身份遥 您在一名作家和一个主席之间如何把握钥 您还有时间写作吗钥 您是否怀念当年独居白鹿原下潜心写作的五年时光钥 您现在还能否走得开钥 您是否曾为此苦恼钥

　　陈：我做过一些在我看来于文学发展需要做的事，既与我承担的主席这个身份有关，更在于一种责任。我基本不欣赏这个官衔意味着一个作家之外的什么荣耀待遇之类，我坚持领作家职称工资，而舍弃了级别工资。在不可推辞的环境里，我才遵从在某些主席台上的位置安排，一般较为自由灵活的集会里，我更喜欢坐在随意一个位置上，这不是矫情，而是从年轻时就形成的一种心理。我坐在太庄严的主席台上往往很不自在，想抽烟想咳嗽想挠脖子想打个盹儿，总觉得被许多人盯着而极不舒展，很受罪，从来没有坐主席台坐出风光的感觉。我有许多毛病，只信一个优点，从来没有因为在什么场合给我的排位不显眼不醒目而闹意见。我不是靠当“主席”这份荣耀获得自信，而是以一个作家活着。

　　我毕竟又兼着这个名号，其意义仅在于对本省文学的发展做有益的事，还有帮一些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做一些需要帮助的事。我做得很不够，既有能力不济的因素，也有我个性里的弱点，这不是客气。

　　我确实怀念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白鹿原下祖居老屋写作的环境气氛。乡村人知道我是作家，却按习惯把我当做乡党对待，红白喜事必不可少邀我去管“账房”当先生，盖房上梁要我去轰热火的场面。我家里偶有活儿需得帮干，都热心来帮忙。我每天写作完毕，晚上就找他们去下象棋，饿了就在他家吊在房梁上的馍笼子里摸馍吃。我的生活稍优越于他们，大约10天可以吃一次肉，他们达不到这个水平。我只有进入小房间扭开钢笔与稿纸上的人物对话时，我才是一个作家。你想想，我现在怎么能回归到那种心理状态中去。我常年回不了几次老屋，回去就是急急忙忙清除院子里长到房檐高的野草。我锁着大门，仍然有人扛着相机到那里去拍摄，难得一方安静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