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我相信文学依然神圣——答《延安文学》特约编辑周瑄璞问（第5/9页）

　　陈：我首先坦白，在我此前的文章或集会发言中，几乎从来不使用“女性写作”这个词汇。在我的意识里，向来是以作品的阅读感受说话的，不是太在意作者的性别。作为一个读者，我阅读的基本目的是欣赏作品，期待获得新的超出我的理念的关于社会人生的体验，以及独到的新颖而又智慧的叙述艺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启迪自己对生活更深一层的理解，扩展艺术表现的境界。这种阅读目的不会因为男作家或女作家而发生区别。

　　我感到当代文坛没有性别歧视。中国当代文坛活跃着一批女作家，她们的精彩之作时时在文坛引发波澜，对新时期文学作出了谁也不敢轻视的贡献，每一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都有数量可观的女作家的作品获奖。张洁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仅在女作家，而是在当代所有作家中绝无仅有。如你所说的“写情感写个人那必然是轻的是浅的是不厚重的是轻飘的是不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奖的”现象，我不敢断定绝对不存在，但确实没有太深的印象。应该说，作品都是写人的情感的，不写情感的人物，能算小说吗？我想你说的侧重点，可能主要指人物的男女恋情。这不仅女作家写，男作家也多有人写，都在探索人的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国内作家无论男女都有成功之作，翻译作品也不乏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她的小说《钢琴教师》被认为“以一种非凡的语言炽热，揭露了社会成规的荒谬及其使人就范的力量”。我读这部小说时很久难以理解，直到三分之二后才感到一种深度的震惊，也才惊讶耶利内克的敏感和透视人的情感的锋利，以及她所抵达的层面，也就感到了自己的浮泛。由此可以说，无论写社会结构中哪个位置上的男人或女人，负有重大使命的以革命为职业的大官或村官，囚于四堵墙里的大专院校中小学各类知识分子，演艺界的明星或耍地摊卖唱的艺人，都要集中于他们的情感世界，这是任何一个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都不会含糊的，问题的致命之点在于，某部作品对人的情感写出了什么，这才是决定作品分量和品相的关键。这里根本不存在因为写感情就“必然是轻的浅的”的偏见，这种常识性的低级偏见存在的可能性很少很小。

　　你由此而归结的两个原因我也难以苟同。男权社会这个话题太大也太老，我在这里很难说得充分。我只想提醒你，别的国家我不敢贸说，中国无论南北或东西，倒是弥漫着“妻管严”的社会习性，且已有年。从中央到乡镇的各级领导班子，都配备一名女性，但仍然是男性占绝对多数。世界各国的政要，也是男性居绝对多数，尽管近年间有几位女性跃上几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还是改变不了男性的绝对多数。我觉得这主要是男人和女人生理差异形成的局面。再说是否定性为男权社会，既要看男人统领国家还是女人当总统，更要看这些领导者对待男人和女人的态度是否平等，这才是实质。我以为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路线上出现过极“左”，经济方针上发生过重大失误，知识分子政策上也出过问题，只有男女平等的国策和人权一直稳定而没有反复，甚至有人咏叹“妻管严”了（玩笑）。怎么会由此而引申到对女性作家是“附庸和陪衬”呢！

　　你说的第二个原因，我以为更离谱了。我的理解是，作家经历着社会生活的演变，体验着各种人在这种演变过程中的精神蜕变：作家自己在经历社会裂变的过程中，也经受自身理论和情感变化中的欢乐和痛苦，才会产生以创作来表述这些体验的欲望。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是“解决温饱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致富奔小康”，那么世界上那个民族不是如此呢？无非是一些发达国家早过中国人百十年，度过了温饱小康阶段而进入富裕社会罢了。耶利内克为什么不在意享受富裕的生活，而要把巨大痛苦的精神黑洞揭示给当代人呢？中国人刚得温饱刚见富裕（一部分人），怎么会以为女性写作是“饱暖思淫欲”呢？我的理解是，如上所述，作家创作的欲望产生自对社会的体验和个人经历的体验，基本与个人物质的多寡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