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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残酷虐待,我得开张验伤报告。”
老板脸红了,两脚在地上蹭得沙沙响,对医生小声地说了什么话,医生越过他的头看着对面,简单地回答说:
“我不能。这不行。”
但后来他又问我:
“你要上告吗?”
我虽然感到很痛,但还是说:
“不,快点给我治吧!”
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里,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用一个凉冰冰的、碰在皮肤上很舒服的钳子,把刺挑出来,并开玩笑地说:
“他们把你的皮肤点缀得很好,朋友,现在你要成为一个不漏水的人了……”
他把这种痒得叫人难受的手术做完之后,说:
“取出四十二根刺,朋友,记着,你可以吹吹牛皮了!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换纱布,你经常挨打吗?”
“以前,挨打更多……”
医生低声地哈哈笑起来。
“一切会好起来的,朋友,会好的!”
医生把我领到老板那里,对他说:
“请你领回去吧,包扎好了!明天再送他来,换纱布。你运气好——幸好他是个乐天派……”
坐车回去时,老板对我说:
“彼什科夫,我也挨过打——有什么办法呢?老弟,人家也打过我!不管怎样,还有我同情你,可是谁同情过我呢?没有任何人同情过我!人到处都有,多得很,可同情的人呢,连一条狗也没有!唉,都是禽兽……”
他一路都在骂人,我对他有点儿怜惜,也很感激他,因为他像对待人那样跟我说话。
回到家,他们像对待寿星一样接待我。两个女人硬要我详细地讲一讲医生是怎么给我治伤的,都说了些什么。她们听着、惊叹着,津津有味地咂咂嘴,皱皱眉。她们对病痛和一切不愉块的事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我感到很奇怪!
我看得出来,由于我没有控告他们,他们感到很满意。利用这一点,我请求他们允许我去向裁缝太太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太婆吃惊地感叹说:
“真是魔鬼!”
过了一天,我去了裁缝太太那里。她亲切地说:
“他们告诉我,说你生病了,被送进了医院。你瞧,他们说得不对吧?”
我没有说话,不好意思把真情告诉她。干吗要对她说这种粗野而又可悲的事呢?她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很好。
我现在又在看大厚本的书了,大仲马121、庞松·德·泰尔莱利122、蒙特潘、札孔纳123、加博里奥124、埃马尔125、巴戈贝126等作家的作品,我很快地一本接着一本吞下去,非常高兴。我觉得我已经是那种非凡生活中的一员了,这种生活甜蜜地激励着我,使我振奋。我那盏自制的油灯重又放光冒烟了。我通宵看书,看得眼睛出毛病了。老太婆殷勤地说:
“当心,书呆子,眼珠子会爆的,你会成瞎子的!”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所有这些有趣的情节复杂的书中,尽管发生的事件各有不同,国家和城市也不一样,说的却都是同一回事:好人不幸,受坏人欺侮;坏人总是比好人运气好,也比好人聪明,但最后总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战胜坏人,好人一定获得胜利。那些男男女女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的所谓“爱情”,我也很讨厌。这种单调的东西不仅令人生厌,而且让人有点怀疑。
经常是只要看了前面的头几页书,你就能推测到后面谁胜谁败了,而且事件的结扣一旦弄明白,你就会竭力用自己的想象去解开这个结扣,放下书,你就会琢磨起来,像做教科书中的算术题那样,越来越能够断定,哪个主人公能进入幸运的天堂,哪个人物将被打入地狱。
不过在这一切的后面,我也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来说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关系的特点。我明白,在巴黎无论是马车夫、工人、士兵和所有“干粗活的老百姓”,都不同于尼日尼、喀山和彼尔姆等地的人。巴黎的老百姓能更大胆地跟老爷们说话,对他们的态度也更随便和更独立一些。就拿士兵来说吧,他们可不像我所知道的那些人,既不像西多罗夫,也不像轮船上的那个维亚特省的兵,更不像叶尔莫兴。巴黎的兵比上述这些人更像一个人,在他身上有某种类似斯穆雷的东西,但又不像斯穆雷那样凶狠和粗暴。又如那里有位小铺老板,他同样也比我所认识的小铺老板要好一些。还有,书中的神父也不像我所知道的神父那样,而是更亲切一些,对人更具有同情心。总之,正如书里所说的,外国的生活要比我所知道的生活更有趣更轻松和更好一些。在外国没有那么经常和野蛮的打架,没有人像捉弄维亚特省的士兵那样地捉弄人,也没有人像老太婆那样狂暴地祈祷上帝。